试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_法律论文十篇

试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_法律论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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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_法律论文 第一篇

王兆华  杨立忠  周宁

值此《公司法》修改之际，本文探讨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或予以明确：用折衷资本制取代法定资本制；发起人和股东对公司资本不足额的补缴责任；对股东与公司之间交易的限制；公司董事及经理对公司实质性减资的责任；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时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注册资本验证机构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公司资本制度  缺陷  立法完善

引论

《公司法》已经10岁了！现在正面临着修改，在诸多问题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问题，“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依一定的原则对公司资本所做出的相关规定的总和。”[1]公司资本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因为公司资本不但是公司法人资格存在的物质条件，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界限和股东行使股权的根据，而且公司资本也是构成公司对外信誉的重要基础,是公司举债及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证。在当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之际，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是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在于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方面的确存在着诸多缺陷，始终为学者们所关注，另一方面在于它对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中资本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个探讨并提出建议，以期对目前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资本制度的重构能够有所裨益。

一、《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

(1)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为法国所首创，后来为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法定资本制也称确定资本制，是指在设立公司时，发起人必须按照章程中所确定的资本数额，足额缴齐或募足后，才能使公司成立的一种资本制度”。[2]  法定资本制的核心是资本确定原则，其实质是公司依章程资本全部发行并足额实缴而成立。我国《公司法》第23、78条规定，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或实收股本总额)。第25、26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上述各条规定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为目前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不仅要求设立公司时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公司资本数额”，  [3]而且要求该资本数额全部发行完毕并一次全部缴足股款，既不允许授权董事会发行部分股份，也不准许认股人分期缴纳股款。

(2)较高的最低注册资本额

在大陆法系国家，用立法规定设立公司所必须达到的最低资本额，其目的是用立法保障公司设立目的的实现，从而维护整个社会交易的安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标准公司法》早在1969年就取消了有关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同时也取消了一些相类似的规定”。[4]我国《公司法》师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第23条和第78条对公司的最低资本额作了规定，但是这个“最低资本额”的门槛实在高，这已为学者们所共识，也许它适合于10年前的中国，但是现在如此高的最低资本额已经制约了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已是客观事实。“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搞了那么多种类，应予以简化”。[5]根据现行《公司法》，人们普遍感觉公司难办，因为办一个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也要10万元。“我国是一个西部很多人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很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全世界最高的法定资本，最高的投资成本”，[6]这必然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创办，不利于实现启动比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也许美国的公司法的规定值得我们深思，至少也能给我一点启示。

(3)增资条件太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目前我国《公司法》依然固守传统大陆法系公司资本制度的内容，没有体现当今世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潮流，这些就集中体现在我国公司法对增减资本的态度上：增资条件过严而减资条件又太简。

增资本质上增强了公司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债权人都是极为有利的，故各国立法对此规定的条件相当宽松，限制较少。我国《公司法》不允授权发行资本，增加资本途径主要体现在第137条发行新股的规定里。依照该条规定，公司至少在成立3年后才能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增加资本。时间限制如此之长且毫无变通的余地，不但会严重制约公司对资本增加的需求，还制约了公司竞争能力的提高。除时间条件外，第二款规定了公司业绩条件，这样要求主要是出于保护股东利益的需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一律要求公司最近3年的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后，才可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增资，就未免过于苛刻。此外，若虽然连续3年盈利，却不能连续3年向股东支付股利是否可发行新股，规定的却不明确，也有待明确。我国地区《公司法》第270条的规定，只要不出现连续两年的亏损或资不抵债的情况，公司就可以增资发新股。可见，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增资的要求确实太高。除此以外还须满足利润预测的条件，即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将款利率。这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也就是指增资发新股以后的银行利率。而银行存款利率在一定时期内会任何变化并非一般公司所能预测得到的，硬要公司作这样的预测，实属强人所难，也是超乎常理的。另外，该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若财务会计有虚假记载，也不得增资发新股，其合理性也是令人怀疑的。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成立后依法定程序减少资本额的行为。出于它会在事实上减弱公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力度，并有可能危及交易的安全，故必须依法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减资的实质性条件，我国《公司法》没作具体规定，相对于增资的条件，《公司法》对减资条件的规定要宽松得多，减资与否以及如何减资，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全凭公司的自己的意志。我国《公司法》对此几乎无任何规定。“应该说，我国《公司法》对由公司减资而带来的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7]这虽然给了公司极其自由的减资决定权以适应其实际需要，但极有可能因立法的过度宽容而导致这种权力在实践中被少数公司滥用，从而造成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受损。

此外，增资的程序也过于繁琐，“倘每次增减资本都需修改章程、召集股东会、注册登记，不仅增加了集资成本，董事、经理亦难以利用商业机会而及时做出有利于公司的决策。”  [8]为此，我国应简化增资程序，降低增资条件，拓宽增资渠道，并对减资的法定条件予以明确，以完善这些立法的缺陷。

(4)其他缺陷

（1）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发现非现金出资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个问题是，这一规定是否适用于股东以现金出资的情形？因为尽管从现行规定推理，公司成立之时，现金出资应当已经交纳完毕，并不存在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问题，但是实践里，这种情况却是屡禁不止的，主要有虚报注册资本，股东虚假出资或出资后抽逃出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非现金出资的，对于在公司成立后作为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等如果因为市场的变化发生了贬值，而导致实际价额显著低于章程所定价额时，由谁承担责任？如果适用这一条的规定，是否合理？“就此而言，公司法此条规定不妥当”。  [9]

（2）在公司成立后的增资时，股东虚假出资或者出资后又抽逃出资导致出资低于章程规定的数额时，董事会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没有规定。

（3）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同时存在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此抽逃出资的，债权人能否直接向该股东请求清偿？请求清偿的范围有多大？《公司法》没有规定。

（4）《公司法》对资本验证机构相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验资机构的制约机制规定不够全面；出资的形态仅列举了货币、实物、非专利知识产权、土地等5种，这样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研究，也有待《公司法》修改时予以完善。

此外，公司注册资本种类繁多，也有待简化，譬如仅有限责任公司就有四种，此外还有一种特种行业另行规定。

二、《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重构

（1）用折衷资本制取代法定资本制

我国股份公司采用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此制度已被大陆法系各国所逐步淘汰，“60年代之后，大陆法系国家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授权资本制”  [10]。法定资本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法定资本制要求公司在设立时股东认缴的出资全部到位，不利于公司的及时设立，容易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11]其次资本变更程序极其繁琐。

法定资本制约我国股份公司的设立及发行新股而造成的障碍以及所带来的低效率和负作用已是客观事实。“根据资本确定原则，首期发行五千万元股份的公司．可以因为五千万元股份无人认购而无法成立，如此巨大的比价．仅仅是为了保护当时还不存在的债权人，其合理性是令人怀疑的。”[12]  “在注册资本问题上，我国的注册资本在规定上是偏高了一点”。  [13]《公司法》将上市条件订在5000万元的高位，使得一批业绩较好的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无法满足上市公司的条件．因而为了能够凑够法定资本满足上市条件而进行低效益的购并、重组，这样，规模上去了，而盈利和资本质量却下去了，实属得不偿失。

既然法定资本制弊端重重，那么我国可否采用授权资本制呢？“授权资本制，又称资本授权原则，是指公司只要在章程中记载注册资本额和设立时发行的股本或股份额，股东不必认足或缴足全

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难办的原因及对策_法律论文 第二篇

一、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难办的原因：

（一）林业发包、承包不够规范。大部分乡镇的村组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毛竹，有的山场分给村民做自留山，有的归村民组集体所有，有的归村委会所有。长期以来部分山场上的林木因管理不力或无人管护，导致部分山场变成荒山。因此，林业主管部门等建议个乡镇对不属于村民自留山的山场可通过发包的形式来加强对山场林、竹的发展和管理。然而，在林业发包承包的过程中，有的没有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草草签订承包合同，即发包出去；有的还强行承包，签定了一些霸王条款，承包人仅交少量的保证金即获得了大面积的山场林业承包权；还有的虽然召开了村民，但尚未超过半数，亦无会议记录，仅凭一纸合同，就决定承包人取得了数十年的林业承包权，并以此抗辩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山砍柴等项权利。

（二）承包合同未能反映各方的合同利益。林业承包不象目前土地承包那样数量相对较少。在林业承包中，其山场亩数之多，面积之广，承包期限之长。发包方与承包方于签订林业承包合同时，几乎都没有对发包的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山场林木的价值进行评估或测算，就这样简单地发包给承包人承包经营。承包期一般规定在30年以上，有的甚至更长。数百亩乃至上千亩的林木、毛竹等，其价值逐年递增。承包人承包山场后，主要是对现有的山场进行管护，将荒废的地方进行补植，对部分林竹予以间伐。在绝大部分的林业承包合同中，只是简单地约定按比例交纳承包金，按比例分成等。虽然承包林业山场砍伐林木有严格的政策限制，但仍有滥坎乱伐现象以及管理上的漏洞，以致承包各方利益上的失衡和山林竹木的毁坏。

（三）双方履行承包合同均有过错。发包方与承包方在林业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缺乏合同约束力，承包方在没有报请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颁发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上山砍伐、间伐林木出售。有的承包人违反合同的约定，届期不向发包方上交承包金。发包方发现承包方间伐的不是次品竹木，也不是不能成林的竹木，而是以“疏山”、间伐为名，进行滥伐或盗伐林木。大部山区的村民日常生活缺乏燃料，即上山砍柴烧，却受到承包方的严厉阻止或拒绝，发包方不是采取与承包方进行充分协商的方法予以解决，而是以自己的想当然之观念去擅自作出处理决定，导致纠纷发生。

（四）承包双方极易矛盾激化。承包人依据合同承包大面积的山场后，由于严格管护，严禁村民上山砍柴，并用“武力”阻止偷盗行为。使幼林不继成长，荒山逐渐变成绿林。承包人在承包数年后，误认为满山遍野的林木归其所有，即擅自任意砍伐出售，导致发包方的村民有意见，他们认为这都是全体村民的集体财产，却让少数人长期占有任意处分，极不合理。

二、关于处理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对策。

（一）宣传政策、维护农村的稳定。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广大山区的村民采取各种经营方式发展经济。但是随着农村形势不断变化，部分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时有发生。鉴于农村村民的实际情况，通过林业发生经营，有力促进山区林业的改善和发展。增长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财富。林业承包合同产生纠纷后，我们应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优惠政策，调查了解纠纷原因，充分考虑承包双方的利益，建议合同当事人对有争议的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或签定补充协议，尽最大努力使承包合同有效继续履行，避免造成经济损失，维护农村山区发展经济的大好形势。

（二）及时调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村民小组或村委会所有的几百亩甚至千余亩的山区，在有关领导的参与下进行发包经营，目的是发展农村经济。承包方系家庭或若干户合伙承包，他们投资修路、架设电线和建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还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常年支付雇请人员的工资，帮助购买农药防止病虫害，日夜管护所承包的山场，避免山上的林木，毛竹等受到偷盗或破坏。若干年后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承包方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很难计算，承包后的增长部分也无法计算，故应先由乡镇村及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把调解工作做为诉前的一个前提程序。乡镇村对农村山区的情况非常熟悉，直接参与发包承包会议及合同的签订，对承包双方履行合同、投入管护、产生纠纷之原因及纠纷双方的思想动态等情况，知悉并有所了解，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耐心地说服教育，竭力消除对抗情绪，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这样，即避免承包方受损失，又不使发包方即全体村民因承包合同解除而背上赔偿损失的沉重经济袍袱，促进双方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三）慎重引导，让当事人自己选择救济途径。林业承包合同与其他合同不同，承包期限较长，投入资金较大，承包前后的价值很难界定和分清。解决这类纠纷应慎重思考，当事人绝不能以过激的方法“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更不能集体越级。综上，应采取以下方式予以妥善处理：

1、自行和解。发包方与承包方都是本村委会或同一个村民小组的村民，相互之间非常了解，当林业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后，双方应平等协商，各自都要为对方着想，均应认真检讨自己的过错或违约行为，如有不符合一方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条款，可以协商变更或达成新的补充约定。双方在平等协商的过程中自行和解，澄清是非，钝化矛盾。

2、缩短承包期。从审判实际来看，林业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一般都在30年以上，有的长达50年到70年。关于发展林业方面的政策，是从农村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家庭承包期可长达50年至70年，但对招标方式承包的期限没有作出此规定，双方协商，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变更承包期限，将较长的承包期缩短为20年以内，只要收回成本略有获利即可。集体财产不能数十年为少数村民受益和占有，否则不利于维护全体农民的合法利益。

（3）依法诉讼。全体村民或承包方如选择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从林业承包合同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承包人实际投入较大，山场林竹长势又较好，只是承包人不按合同的约定办事，对发承包方提出的建议或警示不听不理的，发包方可提起违约损害赔偿之诉，这样即补偿了发包方的实际损失，又惩罚了承包人的违约行为。如认为承包人确实不能再继续承包下去，即根本违约，依法可请求解除承包合同。要求解除合同方应充分考虑相对方（一般为承包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因为承包合同依法被解除后，承包人返还的是一片茂密、生长旺盛的林木、毛竹等，其中增值部分凝聚着承包人的心血和汗水，解决合同方应当赔偿承包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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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制度探析--_法律论文 第三篇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引入了董事，董事在董事会中也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董事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焦点，并被社　会各界寄予厚望。管理层对此亦格外关注。早在1997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中，就规定“上市公司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董事”。20xx年8月16日，中国证监　会又专门发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对上市公司设立董事制度提出了强……

一、董事制度探源

董事首创于美国。在英美的公司法制中并无董事与监事的“权力分立”制度，而　完全由董事会主掌了公司的一切资源。(注：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2页。)在此种背景下，为避免董事滥用其权限，亦即基于有　效监督董事及公司管理层行为的需求，英美遂逐渐发展出董事(IndependentDirector)制度，通过董事的参与董事会以有效监督公司的经营及发展状况。

所谓董事，一般是指不实际执行公司业务(非管理层的)，与公司及其控制者并无　利害关系，并具有相当的品质、经验与能力来监督及评估公司管理层运作的董事。　董事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与公司的控制者以及股东间并无利害关系，并且不承担公司实际　执行业务的任务。其职权与一般董事相同，他不但可通过客观行使董事职权的方式来监　督公司的运作，并且可透过其积极的参与各种委员会运作来影响公司的决策与经营。

在美国公司法中，董事可分为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在采取两分法的情况下，外部董　事与董事有时互换使用。如果采取三分法，董事可以分为内部董事、有关联关系的　外部董事与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其中，只有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才可被称为　董事。内部董事是指兼任公司雇员的董事；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是指与公司存在实质　性利害关系的外部董事。董事则是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　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可能妨碍其作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直接或者　间接的财产利益关系)的董事。由于董事不兼任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董事属　于外部董事的范畴。又由于董事不与公司存在实质性利害关系，董事又不同于　其他外部董事，尤其是股东代表董事。

美国早在1930年就已经开始建议公开发行公司采用董事制度。《1940年投　资公司法》规定至少40%的董事必须为人士。1977年经美国批准，纽约证券　交易所引入一条新规定，要求每家上市的本国公司“在不迟于1978年6月30日以前设立　并维持一个专门由董事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这些于管理层的董事不得有任何会　影响他们作为委员会成员判断的关系”。(注：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　》，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513页。)

董事制度在美国设立之初，争议颇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股权分散的大　型上市公司中，董事已经成为董事会中的多数。从实证研究看，此制度对于防止公　司经营阶层的徇私舞弊等卓有成效，甚至有许多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外部董事愈居多数　，经营业绩愈好。董事制度在美国已逐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董事制度之所以被认为有助于企业经营的监督、管理，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　董事与公司股东及公司经理人之间并无实质的利害关系(亦即有较强的“第三人性格”)　，在董事业务的执行上被认为较能公正、客观地行使其职权。另一方面，若欲寄望　董事的存在能够真正地影响企业的运作，则必须赋予董事介入企业的经营的实质权　利，必须对于董事的选任加以严格要求，并予以充分的授权。

在美国公司的实际运作上，董事除了行使董事会职权的方式外——亦即利用参与　重要决策决定及选任、解任经理人员等方式来影响公司的经营以外，最主要的，他们还　参与了各种经董事会授权成立的各个委员会如提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　的运作，特别是监督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依其不同的授权范围，主导、监督了公司的经　营管理状态，经由对各委员会的参与，董事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

董事制度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得到确立。例如，据经合组织(OECD)1999年调查　结果表明，董事会中董事所占的比例在英国为34%，法国为29%。董事制度对于　提高公司决策过程的科学性、效益性、安全性，加强公司的竞争力，预防公司总裁和其　他公司内部控制人为所欲为、鱼肉公司和股东利益，强化公司内部机制，维护小股　东和其他公司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我国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董事制度，但该制度率先在我国海外上市公司中试点。　国家经贸委与中国1999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深化改革的意见》中就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董事会换届时，外部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1  /  2以上，并应有2名以上的董事。可惜，这一硬性要求只适用于境外上市公司，而  不  适用于境内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于境内上市公司的董事仅是采取  了  许可的态度，而非鼓励的态度。20xx年中国公布的《指导意见》，意在向所有  上  市公司全面推开董事制度，此举之善意值得肯定。但该《指导意见》存在诸多问  题  。

(一)董事的选任规则不严格、不科学

1.董事的任职条件存在着疏漏。为了保证上市公司选任的董事具有性，　《指导意见》第3条明确规定了不得担任董事的人员范围。该列举式规定尽管较为　详细，但仍有两处漏洞：其一，《指导意见》并不禁止公司管理层的社交关系担任　董事。而这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给朋友留面子、在朋友面　前拉不下面子等“面子主义”的特征。在这种文化特征的影响下，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　形：即使公司董事、经理滥用职权，损害了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　也因碍于情面而不愿做一些令董事、经理朋友难堪的事情。这样，精心设计的独　立董事的任职标准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其二，《指导意见》没有排除董事可以是与　公司之间有一定比例或数额的商业交易关系的人员。而对此，外国一般有禁止性规定。　如果《指导意见》不设立一个标准，来隔断董事与公司之间可能的交易关系，　董事的性在实体上仍不免令人怀疑。由此来看，《指导意见》是不能用“其他人员　”这样的含糊字眼来一并包容上述两点的。

2.董事的选任程序不合理。根据《指导意见》第4条第1款的规定，“上市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董事　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很显然，《指导意见》在设计董事制度时，并　没有仔细考虑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由原　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发行上市的公司，基本上都存在一个大股东并由其实际控制董事会　。董事会成了大股东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者“单独　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大股东来提名推荐董事，不仅不可能有效地监　督董事会及大股东的行为，相反，还很可能沦为它们的合法外衣。

3.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太低。董事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建立在其在董　事会中具有明显的群体优势和表决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尽管《指导意见》对上市公司董　事会成员中董事的比例作了强制性规定，但与国外的董事比例相比，我国　董事仍属于弱势群体。因为董事不占董事会成员的多数，又属于没钱的管有钱的状　况，其作用的结果可想而知。

(二)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相冲突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公司内部权利机构设置上，《公司法》规定在股东(大)会　之下并行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机构，董事会专事经营决策，而监事会则负责监督。　这说明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已存在对公司董事会进行监督的专设机构，如果再引　入董事这样一个新的外部监督力量，势必在职能、权利方面与原有的监事会之间产　生冲突。遗憾的是，《指导意见》显然对此关注不够。

《指导意见》赋予董事的职权基本上包括了监事会的职权，而且比其更大。这种　制度设计的“双轨制”，弊端显而易见：其一，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董事制度并　不融合，《公司法》中也并未规定董事的职权。《指导意见》赋予董事很大的　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模糊了现行的公司内部权利架构。其二，从表现上看，在当　前监事会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董事行使职权不会与监事会产生矛盾。但如果董　事行使职权不符合大股东的意愿，在大股东控制下的监事会很可能成为其对抗董事　的棋子。因为监事会的职权是《公司法》规定的，其法律地位高于董事。这样，独　立董事要么辞职走人，要么形同虚设。

(三)董事的激励机制不健全

为了激励董事发挥功效，《指导意见》第7条第5款明确了“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　立董事适当的津贴”，从经济的角度对董事的劳动价值予以肯定。但其中又规定，　“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报中进行披露。”　这就可能带来以下的问题：首先，缺乏统一的津贴标准将会挫伤董事特别是小公司　董事的积极性，因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水平的上市公司，其给予董事的津贴　肯定不一样，但董事们付出的劳动却是大致相同的，长此以往，小公司董事的　积极性可能会受挫。其次，强有力的报酬激励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如果董事在　经济上依赖于公司所给的报酬，其性就

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之分析_法律论文 第四篇

 

抵押权物上代位性之

冯兴吾　张静　余光义

内容摘要：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是指在抵押物毁损、灭失之情形，抵押权人对其变形物仍然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文了抵押权物上代位性的性质、事由以及如何行使，指出了抵押权物上代位性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抵押权　物上代位

民法上的代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的代位。人的代位制度为近代各国民法所采用。我国《合同法》第37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我国《担保法》第31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另一种是物上代位。物上代位是指一物取代另一物的位置。如我国《担保法》第58条规定：“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因抵押所得赔偿金”就是损害赔偿金、保险金等。损害赔偿金、保险金反映了抵押物的原有价值，或者说，抵押物的原有价值形态表现为现在的赔偿金，因而现在的赔偿金便为抵押物的价值的替代物，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此替代物上。

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承认对该替代物有抵押权的效力，其目的在于谋求抵押权人利益的安全，以强化抵押权之效力，促进财产的流转。我国《担保法》“因灭失所得赔偿，应当作为抵押财产”之规定则更值得金融机构的有识之士作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的性质

对于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的性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抵押权的本质为价值权，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只不过是抵押权效力的延长，而不是新设立的权利，此为抵押权延长说。抵押权延长说是以价值说或公平说为理论依据的，是价值权说或公平说的当然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抵押物的物上代位性是在该抵押物的变形物请求权之上新成立的一种债权质权，该质权的次序与原来的抵押权的次序相同，此为质权说。债权质权说还可以细分为法定债权质权说与默示债权质权说。

本文认为，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无论解读为原抵押权的延长，还是新成立的质权，均不是问题的实质。在对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是一种担保物权的共识之下，重要的是确定一个符合担保物权标的物的基本特征，并便于该权利实现的抵押权的物上代位的标的物。抵押权的物上代位的情形多种多样，抵押物灭失、毁损所产生的替代物可能是金钱（如赔偿金、保险金），亦可能是其他形态的物。

因此，在抵押物的变形物可以是特定化的物的情况下，抵押当然权代位于该物之上；当抵押物的变形物是保证金、赔偿金、补偿金等无法特定化的物的情况下，抵押权也代位其请求权之上。

二、抵押物的物上代位的事由

抵押物的灭失系抵押权的物上代位的法定事由。抵押物的灭失，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绝对灭失，另一种是相对灭失。

1、绝对灭失

绝对灭失，包括事实上的灭失与法律上的灭失。事实上的灭失是指抵押物的基本形态已不复存在，如抵押物被拆除或在遭受不可抗力而毁灭等。法律上的灭失是指虽然抵押物的基本形态尚存，但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该抵押物不能再作为原权利的标的（如抵押物被国家征用等）。

但是，抵押物的毁损是否也应属于抵押物的灭失呢？本文认为应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抵押物的形态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一定程度的损坏，只不过是其价值减少。如作为抵押物的房产被大风掀去房顶，作为抵押物的“长安”汽车被撞损、尚未完全报废。这些情况，抵押物不应视为灭失。另一种是抵押物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其价值减少，而且从根本上丧失了其使用价值。如作为抵押物的机床虽尚有残存物但主要部件毁损，应视为抵押物灭失。

2、相对灭失

相对灭失，是指物理形态依然存在，仅价值发生替代。如抵押物被转让、出租等。

抵押物绝对灭失，则无论是事实上灭失，还是法律上灭失，各国立法无不视其为抵押权的物上代位的事由。但在抵押物相对灭失的情形下，则有明显差异。既有赞成说又有反对说，还有折衷说。如日本民法典不仅承认抵押物绝对灭失情形的物上代位，而且承认抵押物相对灭失情形的物上代位。《日本民法典》第304条规定，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被出售、出租所产生的价金、租金可以进行物上代位；德国对抵押物转让价金请求权的物上代位权持肯定态度，而对抵押物出租的租金请求权的物上代位持否定态度；意大利却只规定在抵押物绝对灭失的情况下才能可物上代位。

本文认为，在抵押物相对灭失情形下，无论是抵押物转让的价金，还是抵押物出让的租金，均无需进行物上代位。因为基于抵押权的公示效力及追及效力，即使抵押物被转让给第三人，抵押权人仍可以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如我国《担保法》第49条第1、3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这里，法律已规定了抵押物被转让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抵押权的问题。

三、抵押权的物上代位的行使

抵押权的设定在于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安全实现。抵押物遭受灭失，必然会对债权人产生风险影响，危及其权利的正常实现，所以，当抵押物遭到灭失时，法律应当作出相应的规定，以期给抵押权人提供法律救济。

1、保险金请求权之物上代位

对于保险金之物上代位，世界各国均加以承认，但对其法律构成为何，理解各不相同。我国《担保法》第58条所规定的“赔偿金”也应当包括保险金在内。对于因抵押物的灭失而使抵押人取得赔偿利益者，我国民法承认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抵押权人在抵押权设定之时，于物上代位之请求权上，当然取得了法定抵押权。根据这种法定抵押权，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其主张权利，从而优先受偿。

当然，我国法律规定保险金为抵押权效力所及，是为了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而设计的，尤其是为了切实维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防范金融风险而设置的。因为，保险金并非抵押物之代位物，保险金是由于保险合同而产生、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应得利益，并非为抵押物灭失所产生的利益，保险金的产生是由保险合同中保险费这一对价的支付，并非抵押物的对价。标的物即抵押物的灭失，仅仅为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取得提供了条件。

2、抵押权人基于抵押权本身受侵害致抵押物灭失而成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抵押权为担保物权，当抵押权受侵害致抵押灭失时，无论侵害人为抵押物所有权人或是第三人，抵押权人均可以对其行使侵权行为赔偿请求权。一般的侵权行为成立要件为：一是加害人的过错；二是有损害事实的发生；三是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如李某在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申请汽车消费贷款，用其所有的“桑塔纳”轿车向某支行作抵押。后李某驾车外出，被一辆货车追尾，造成车毁人亡，此时李某尚欠银行币5万元。根据最高《关于适用＜中华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80条第1款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或者被征用的情况下，某支行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优先受偿。如债权未届清偿期，则可以请求对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采取保全措施。

四、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应注意的问题

1、抵押权对抵押物被征用的补偿金优先受偿

抵押物被征用，主要发生在抵押物系土地的情形。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或使用国有土地，国家征用集体使用的土地，应支付相应的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根据《解释》的规定，对作为抵押物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用，抵押权人对征用补偿费可以优先受偿，但安置补助费不属于物上代位的范围。

对于国有土地，不存在征用的问题，如果国家需要使用抵押人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收回该土地使用权，但抵押人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应予返还。对于国家应返还的土地出让金，抵押权人可以依据我国《担保法》并参照最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行使物上代位权。

2、抵押物灭失，保险金已被抵押人领取

保险金是在抵押权设立时可预期的利益，保险公司在设立保险时需对抵押物（保险标的）的法律事实状态有所调查了解，并且应当具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即使其已向抵押人支付了保险金，亦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除非保险公司能提供抵押权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确未采取保全措施或行使权利。但是，实际上，在保险公司已支付保险金的情况下仍要其承担对抵押权人的法律责任的成本太大。因此，建议由抵押人向保险公司对抵押物投保时，将抵押权人注明为保险受益人。

3、抵押人对保险金请求权另行设定质权

抵押人对保险金请求另行设定质权，物上代位是否优于质权，则应视设立质权的时间而论。质权在抵押权设立前已有效成立的情况下，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不能对抗该质权；反之，则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优于该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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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孙鹏　肖厚国：《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年

2、孙祥俊：《担保法例解与适用》，出版社　1997年

3、刘贵祥：《抵押权物上代位理论与实务问题研评》，《司法》，20xx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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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研究_法律论文 第五篇

内容提要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中最基础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取得显著的成就，在我国也已纳入了实施日程。

本文探讨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实施的相关法律问题，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我国的创设进行了一些法律方面的探索，试图为这一金融行为投入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关注和解释。

文章首先解释了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些相关背景和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介绍了西方各国和我国省在开展证券化业务中的法律规范和监管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引出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  Backed  Securitization,  MBS),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转让给一家特别的专业机构(证券化机构)，该机构以其收购的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行为。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

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  ,ABS)是衍生证券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于7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日后逐步发展到全球，90年代更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作为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的金融创新  之一，资产证券化以其精巧的构思和独特的功能，成为金融创新浪潮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尽管资产证券化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国内外对其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它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和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化成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引进证券化工具对发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和长期消费信贷市场、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等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资产证券化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对我国而言却还是一项新生事物。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将不可避免地对这一优越的模式产生阻碍。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金融创新，它的运作涉及到证券、担保、非银行金融业务等诸多方面，运作过程极其复杂，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来调整相关当事人之间盘根错节的法律关系，保障各个环节的良性运转，就有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失控，引发更大的经济危机。为此，借鉴发达国家在资产证券化立法方面的经验，研究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

资产证券化既是对原有法律制度束缚的突破,但它创立的同时也呼唤着新的法律制度的规范调整，资产证券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从某种程度上讲，资产证券化是证券化当事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寻找法律上的空隙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它形成了对原有法律制度的突破；反过来，资产证券化的出现又是对现有法律制度的一个挑战，它产生了对新的法律制度的需求，并由此推动了法律制度的供给和演变。法律制度的束缚促进了资产证券化的产生，但法律制度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法律制度还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证券化交易的流程需要法律的支持和规范，法律制度影响证券化的成本和效率，这点突出表现于税法的影响上，如果证券化各个环节涉及的税种过多，税率过高，证券化的成本就会加大；过高的税收可能还会导致证券化不能实施；履行证券化交易合同和规范证券化交易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需要法律的调整(证券资产的法律形式是合同权利，证券化过程本身也是由若干合同组成的复杂过程  )。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它与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相互磨合的过程。法律制度的约束促进了证券化的产生，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又推动了证券化的发展。从本质而言，经济的发展是法律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了法律制度的调整和演变，法律的调整反过来又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了资产证券化的成长。简而言之，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进程是在经济动力与法律制度的互动和磨合中实现的。

第二节  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本概念及社会职能

一.住房抵押贷款简述

抵押贷款是现代商业银行运用较广的一种贷款方式，指借款人以自己或第三人的财产作抵押而从银行取得的贷款，当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时，银行有权处置其抵押财产，并优先受偿，从而保证贷款的收回。抵押贷款包括财产抵押和质权抵押两种。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从商业银行贷款必须有抵押.住房抵押贷款是抵押贷款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华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6条指出:房地产抵押是指抵押人以其合法的房地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的行为。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人有权处理抵押物从而优先受偿。住房抵押贷款就是购房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贷款和房地产抵押相结合的一种商业行为，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合同。

在我国，为了签订住房抵押贷款合同，借款人还被要求满足下列条件：如果贷款本金相对于住宅价值的比率过高，借款人需要购买抵押保险；借款人还必须购买灾害险，以确保住宅的价值；为防止在产权核查过程中其他抵押权被遗漏的风险，借款人还要购买产权保险。

住房抵押贷款是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母体，是创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源头。住房抵押贷款是各种信用控制的源头，其信用控制水平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度。住房抵押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之间，是一种债务负担的担保关系，意思是指：债券的本金及利息仅来源于个人住房贷款，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提前还款风险、利率风险等由借款人承担。

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种类较多，目前，商业银行主要提供以下几种住房抵押贷款：(1)住房公积金贷款，该贷款是针对已经参加交纳住房公积金的个人而发放的贷款，该种贷款利率优厚。(2)个人住房组合贷款，该贷款也是针对已经参加交纳住房公积金的个人而发放的贷款，与住房公积金贷款区别在于它是住房公积金贷款于商业性住房抵押贷款的组合，因为住房公积金贷款有上限。(3)个人住房担保贷款，未交纳住房公积金的个人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如果住宅开发商与银行有贷款协议，那么购房者可以申请这种贷款，即一般所谓的按揭贷款。(4)住房储蓄贷款，该种贷款要求购房者在银行需有一定数额的存款，购房者可以得到相当于存款额2倍或5倍的贷款。(5)存单抵押贷款，但该种贷款有最高限制，一般不得超过10万元。(6)房产抵押贷款，该种贷款需要购房者以现有住房作为抵押。(7)机构担保贷款，即由购房者的单位予以保证方能得到的贷款。这些贷款品种主要还是根据保证形式来划分的，而根据期限、利率、偿还方式来划分的贷款品种还不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

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资产证券化被称为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它通过向市场发行资产支持  证券(Asset—Banked　Securities，简称ABS)，将贷款资产进行处理与交易，最终实现，使证券经济从投资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使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相互融合。证券化成了世界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它对现代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MBS)是由发起人（一般为商业银行）、特殊目的组织（SPV）  、信用增级机构、债券评级  机构、承销机构、投资人等主体，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书构成的一个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旨在将抵押贷款转化为可上市流通的抵押证券，以及将抵押贷款的各类风险转移、分散；并通过这一交易结构，将各主体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然而，此交易结构能否顺利运作，关键在于抵押贷款的未来现金收入流和抵押贷款证券的现金支出流相匹配。因此，在证券化过程中必须影响整个过程“源”的证券价格的诸多因素，并对现金流作出合理预期。另外，证券化的原有风险虽通过交易结构被控制、弱化，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新的风险即“证券化的风险”。这些风险一部分来自原始资产的质量和证券化的结构,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对证券化产品投资的风险,主要有早偿风险和利率风险、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指商业银行在明知抵押贷款会被转让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借款人的资信审查疏忽的风险)。这些风险的法律上的控制和防范会在本文的第五章述及。

三.资产证券化的分类简述

资产证券化使得储蓄与借款者通过金融市场得以部分或全部匹配。通俗地讲，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证券化的实质是者将证券化的金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和风险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转让给投资者，而金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从这个一般定义出发，资产证券化可进一步分为两大类  ：

第一类资产证券化是指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证券来举债。运用这种方法，一个借款人可以向市场上的投资者直接借款而不再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或，这种资产证券化可称为“一级证券化”。在证券化过程的初始阶段，资产证券化主要是指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直接过程，其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包括商业票据、企业债券和股票，这种资产证券化属于一级证券化,是实物资产的证券化。

第二类资产证券化是指将已经存在的信贷资产集中起来，并重新分割为证券转卖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从而使此项资产在原持有者的资产负债上消失。这种形式的证券化可称为“二级证券化”，是金产的证券化。进一步讲，就是将已经存在的贷款或应收帐款转化为可流动转让工具的过程。例如，将批量贷款进行证券化销售，或者将小额、非市场化且信用质量相异的资产进行结构性重组，汇集组合成资产池，重新包装为新的流动性债务证券。其典型模式

论 代 位 执 行 程 序 的 法 律 适 用xx_法律论文 第六篇

代位执行也称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是指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代位执行程序由最高《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300条明确确立，该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

一、代位执行的适用条件

代位执行是有别于一般执行的一项特殊执行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执行制度，代位执行在适用上除要符合执行的一般条件外，还必须符合其特殊条件。以《适用意见》和《执行规定》关于代位执行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债权人代位权和强制执行的一般理论，代位执行应具有以下特殊适用条件：

（一）、必须是已经进入一般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行使代位执行，不得径行向第三人请求，也不得凭执行根据直接向提出。代位执行程序的启动，必须依赖于一般执行程序，以一般执行程序作为代位执行程序的前提条件  。因为代位执行适用于被执行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形，而只有开始一般执行程序后，才能知道被执行人的财产是否不足以清偿债务。但并非一般执行程序开始之后必然会引起代位执行程序的开始。

（二）、必须是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

对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的执行，必须以“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为前提。不能清偿债务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执行人现有直接管领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对余下部分不能履行，一种是根本无财产可供履行。被执行人有偿付能力，而拒不履行，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执行。司法实践中存在两个极端的做法：一是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一旦发现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就立即适用代位执行程序，这显然于法不符。二是过于苛求被执行人必须是没有任何财产的情况下方可适用代位执行程序，这也不利于申请执行人利益的保护和更有效地开展执行工作，与立法本意也不合。正确地理解和适用代位执行程序，应当要立足于对被执行人本身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所以，全面了解和掌握其财产状况是必要的。如果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就不应当将被执行人的债仅作为执行标的。如果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即可适用代位执行程序，对其债权采取措施。

（三）、必须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

《适用意见》第300条和《执行规定》第61条都规定对“到期债权”才能执行。若要第三人立即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该债权非得已届清偿期，否则不能。对未到期债权，被执行人无履行请求权，申请执行人也自然无从代位行使。关于债权是否到期应作具体，即有法定期限的以法定期限为准；有约定期限的以约定期限为准；既无法定期限也无约定期限的，原则上被执行人可随时要求第三人清偿，与此相应，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可随时申请代位执行[2]  。对于未到期债权，申请执行人不得申请代位执行，即便提出也应予以驳回，但第三人自愿提前履行的除外。然而，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未到期债权，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被执行人就可能转移该债权或将该债权设定其他权利而影响生效判决的执行。对此，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采用扣押方式对债权进行保全，届期再改为代位执行，以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利益。我们认为，为防止被执行人私自处分未到期债仅从而妨碍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到及时实现，应扩大《适用意见》第105条规定的代位财产保全的适用对象范围，允许申请执行人就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申请代位保全，待债权到期后再改为代位执行。因为代位保全只是裁定第三人（代位债务人）不得对被执行人清偿债务，毕竟不同于实际执行第三人的财产。

（四）、被执行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或虽行使债权但未达到目的。

被执行人具备行使权利条件而消极漠视，让其债权处于呆滞状态，足以害及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至于起自何因被执行人怠于行使权利，是主观上的过错还是客观上的障碍，则在所不问。即使被执行人不怠于行使权利，但如行使的结果仍然不能改变或全部改变第三人拥有财产的状况，也可适用代位执行。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被执行人假行使请求权之名而行（与第三人通谋）转移、隐匿、挥霍财产之实的法律规避现象的发生，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现代位执行制度的立法目的。

二、代位执行的适用程序

代位执行的适用在程序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提出代位执行的申请。代位执行在开始上只能采用申请方式，而不能由依职权发动。代位执行申请原则上只能由申请执行人提出，被执行人也可提出。这一项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忽视。实践中有的只要一查到被执行人有到期债权，就急于采取措施，而放松了这一方面的程序要求[3]。但鉴于司法实践中申请执行人往往难以知晓被执行人的债权状况，在执行中发现被执行人有到期债权的，应告知申请执行人，由其决定是否申请适用代位执行。申请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口头提出的，执行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申请人签名或盖章。申请要说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债权种类与数额，代位申请执行的事实与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

（二）、向第三人发出履行通知。接到代位执行申请后，应予审查。审查的重点是代位执行申请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前述条件，同时也应对被执行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合法且已到期进行审查。例如，被执行人根据购销合同对第三人供货后，第三人应付货款给被执行人，那么被执行人对第三人则享有到期债权；又如被执行人承建某工程，但尚未竣工，也就无法验收，此时债权尚不明确，也未到期，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代位执行。经审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应驳回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则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履行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1）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2）第三人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3）第三人对履行到期债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履行通知后的十五日内向执行提出；（4）第三人违背上述义务的法律后果。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而不得采用其他送达方式。这里的履行通知既区别于向被执行人发出的执行通知书，也区别于向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司法实践中有些以执行通知书或协助执行通知书代替履行通知，这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三）、第三人异议。第三人接到履行通知后，有权提出异议。第三人对履行通知的异议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执行人员应记入笔录，并由第三人签字或盖章。第三人主要应就被执行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双方是否存在对待给付义务以及债务数额等提出异议。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也不进行审查，但第三人提出自己无履行能力或其与申请执行人无直接法律关系的，不成为异议，也不产生相应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在执行程序中审查第三人的异议，并驳回其异议，进而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的情况，这是不符合《执行规定》的立法精神的，也不利于从程序上保护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应予纠正。第三人对债务部分承认、部分有异议的，可以对其承认的部分强制执行。如果第三人收到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还可以追究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责任。

（四）、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又不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的，执行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此裁定同时送达第三人和被执行人。基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要求，被执行人若在收到的执行通知后，放弃其对第三人的债权或延缓第三人履行期限的，被执行人此种行为无效，仍可在第三人无异议又不履行的情况下予以强制执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代位执行的执行依据是作出对被执行人债权强制执行的裁定，而不是向第三人发出的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履行通知作为代位执行的根据不仅不符合诉讼原理和《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规定》的规定，而且还会在代位执行实践中滋生出难以得到合理解释与妥当的棘手问题[4]  。

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的措施与民事诉讼法的一般执行规定相同，也即可对第三人的金钱和财物采取冻结、划拨和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如果第三人妨碍执行活动的，还可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代位执行完毕，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行消灭。第三人按照履行通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了债务或已被强制执行后，应当出具有关证明。

三、代位执行程序适用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适用代位执行程序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过程中，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把握：

（一）、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要严格地限定在执行程序内，即代位执行在适用上以进入一般执行程序为必备要件。尽管《适用意见》第105条规定在财产保全时，可以针对第三人，但在强制措施上只规定了停止支付和提存两项，不具备全面的强制措施，所以要同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区分开来[5]  。

（二）、注意区分相关概念。要做到全面准确适用代位执行程序，在掌握其自身条件和程序的同时，还须严格区分一些与此相关的容易混淆的问题。第一，诉讼过程中的第三人与执行过程中的第三人的区别。诉讼过程中的第三人是指对原告和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的请求权，或者虽没有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法律上的利害

公司法修改前瞻_法律论文 第七篇

《公司法》修改的必要性和修改的主要方面

现行《公司法》是1993年12月29日通过，1994年7月1日实施的，期间仅1999年12月25日作过一次细微修改。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处在巨大变革时期，可以说这部法律之时就是酝酿修改开始之日。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一是立法背景。因为每部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施行都有其特定的立法背景，现行《公司法》的立法背景：市场经济体制还在酝酿中；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公司热，形形色……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企改革的深入，投资主体和方式的丰富，企业治理结构科学化要求的提高，以及我国入世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迅速加强，《公司法》的修改显得越来越必要和紧迫。

（以下列举一下现行《公司法》的缺陷）

比如国有公司和外资企业的特殊待遇问题，既不符合WTO的规则，又对民间投资极不公平。而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今非昔比，此类条款不作修改就不符合实践的要求，对私人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产生影响，也易导致民间资本外流。

比如设立公司的门槛问题，现行《公司法》除国有独资外不承认一人公司，但实践中设立一人公司的呼声很高，而且变相的一人公司数量非常之大；还有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过高，公司登记核准事项过多，对经营范围限制太紧等等。门槛过高不利于吸引投资，对经济发展没有好处。

门槛方面还有一个让很多公司感到很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的限制，制约了公司的投资经营。

再比如公司上市的条件方面，现行《公司法》过于注重准入机制，设定的上市条件太高，使得许多素质优秀的公司不能上市；同时现行《公司法》对公司上市后的治理规范和退市机制没有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使得上市公司恶意圈钱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

又比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随着经理人阶层的形成，如何规范公司经营者的行为，也成为《公司法》修改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刘俊海教授曾以四类猫来比喻现在的公司经营者：一是褚时健猫，先抓老鼠后偷吃大鱼；二是雷锋猫，抓了老鼠不吃鱼；三是庸庸碌碌的猫，不抓老鼠不吃鱼；四是最可恶的猫，不抓老鼠却偷吃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现行《公司法》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还有母子公司权利义务不清晰的问题等等。

还比如近年很热门的中小股东权利保护问题，现行《公司法》对此规定十分简陋，加上没有明确公司法律关系诉讼制度，致使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害时，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和救济措施。

因此，这次《公司法》的修改将放眼全球竞争，不会拘泥于个别条文的考量，而要在加入WTO后我国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既立足于我国公司及公司制度发展的实践，又要大胆借鉴《公司法》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及国际惯例；在立法思路上既强调公司与股东自治，也注重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的社会责任；在法条设置上，新的《公司法》将涵盖公司设立、运营及退出过程中的主要法律关系；在加强突出当事人自治空间的民事规范的同时，完善管理性的行政规范和刑事规范条款。修改后的《公司法》将更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实用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公司法》修改进程中参与修改工作的人士和业内专家的预计，此次《公司法》的修改将着重从公司设立条件、方便公司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中小股东保护，以及与其他法规的衔接等方面进行。因为修改面非常广，《公司法》条文将由现在的230条大大扩容。

《公司法》修改在公司设立条件方面的变化

公司设立条件的改革是公司法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修改的原则是吸引投资者投资，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和成本，具体可能表现在以下一些内容。

一、一人公司可能被新的公司法认可。

现行《公司法》规定，除国有独资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股东数应在2－50人之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不低于5人。这已成为影响很多个人或个人财产未作界定的家庭投资办公司的积极性，也限制了既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不符合培育市场主体、引导民间投资的原则。

现行《公司法》之所以没有确认一人公司，第一方面当时私人财富有限，而公司被理解为“大企业”，实践的需求不明显；第二方面，认为一人公司由一人控制，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堪忧，对交易安全不利，市场化改革初期更强调稳定和安全；第三方面是因为传统公司法认为，公司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必须两人以上。但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私人财富已经大大增加，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办公司；而公司的信用高低取决于资本的实力，而不是人的多少；在现代公司法纷纷确认一人公司的历史背景下，公司社团性理论实已崩溃。从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来看，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公司法都允许一个投资者设立公司。从我国公司实践来看，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仍大量存在，同时其存在又处于非法状态，或变相状态，这些公司缺乏法律上的安全感，反而不利于对其规范。因此，新《公司法》应当建立一人公司制度，明确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为此，现行《公司法》中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最低人数的限制及国有独资公司的条款应作相应修改或调整；并为保护公司相对人利益的需要，新《公司法》应对一人公司的资本、治理结构、会计制度等作相应规定。

二、法定注册资本制度会作调整

现行《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注册资本制度，并明确规定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中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法定资本最低限额50万，以商品批发及商业零售为主的30万元，从事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的公司则应不低于10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限额1000万元。因民间资本较为分散，资金门槛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

现行《公司法》要求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必须一致也强化了过高的门槛，导致借钱办公司、注册完后抽回的做法非常普遍，对社会诚信制度的完善也很不利。

本次《公司法》修改，保守一点，会降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走得远一点，采用折衷授权资本制，即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数额，但允许分期出资到位；再大胆点的话，可能对法定资本制作出调整，采取“授权资本制”，即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虽在有关部门登记且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出资是否缴足与公司设立无关。股东（发起人）只要认购法律或章程规定的最低数额，公司即可成立。在授权资本制下，注册资本仅是公司自行决定的一个数额，与公司注册时的实缴资本不要求一致。公司不论大小，均可随时成立，随公司营业的发展，逐渐增加资本，而无需经常性变更章程或营业执照。总之，现行《公司法》第23条和第78条有关注册资本的规定极可能修改。

三、对公司转投资的限制将取消

现行《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当时我国企业刚从“生产型”转入“经营型”，从“成本中心”转入“利润中心”，其作为“投资中心”的地位尚未确立；现在我国企业已开始从“经营型”到“投资型”的二次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公司感觉到了这一转投资限制的严重制约。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企业间的并购事件天天发生，却几乎找不到仅靠自有资本而不靠负债完成成功收购的案例。从立法来看，此种规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法中已找不到可循之立法例。因此，新的《公司法》极可能取消公司对外投资比例的限制性条款，改由公司自主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

四、出资形式的限制可能放宽

现行《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有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五种，修改后，《公司法》将放宽对股东出资形式的限制，可能会考虑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出资的问题。

现行《公司法》限制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最高比例，要求不超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这一规定也有望修改。同时其他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问题也会得到充分考虑。

五、公司经营范围制度将作修改

现行《公司法》第11条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这一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经营自由的极大限制，严重削弱了公司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新的《公司法》可能规定除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另有强制性规定外，对经营范围不作限制，由公司自行决定。

六、公司设立程序简化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设立一律采取审批制(第77条)；对有限公司设立原则上采取登记制，例外采取审批制(第27条)。为保护投资自由，各类公司(包括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乃至上市公司、外商投资公司)设立将以准则设立为原则，许可设立为例外。准则设立原则下，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即可直接由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公司；而许可设立指设立公司不仅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还要经有关国家机关批准，才能登记为公司。市场经济国家大多采取准则设立原则。设立公司的准则主义将极大地提高公司设立的透明度,降低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

七、可能明确控股公司与集团公司法律地位

现行《公司法》没有关于集团公司的规定，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仅在第12条出现过这两个词，没有任何相关规定。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集团公司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兴产业组织，在提高国际竞争力、带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上正在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建立在资本纽带基础上的，包括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各种工业投资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深沪股市由于市场和企业结构调整形成的控股公司在内的各种控股公司不断出现；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兴的企业形态，不仅在微观上通过资本运作可以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收益，而且在宏观上也将通过资本市场担当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因此，修改后的《公司法》可能对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这将为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有利于培育世界500强。

八、出资人或发起人责任将更明确

现行《公司法》第97条规定了股份公司

浅论xx与有限_法律论文 第八篇

 

有限（liminted  goverment）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通俗的讲就是说，在其权利行使的各方面受到多种有效的制约。实行有限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权力制衡。

（constitutionali）是指一种制度。在这种模式下按宪法来进行国家所以事务的管理活动。也就是宪法至上。当然这里的宪法是一部平衡权利与权力的良性宪法。否则即使有之名，也至多只是“伪”而已。在国家（constution  state）中只有法律才是一切活动的准则即在国家中实行的应该是法治。

（一）

如何理解法治，在学界一直是个热门而多少有些争议的话题。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法治与它的原始含义有所不同。法治的原始含义把法治界定为一种工具，一种统治阶级为了长久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那时的人士认为法治的走向是法制，因为只要法制才是一种稳定的可能保护权利与自由的尊重法律的制度。而现代的法治意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已经认为法治是法制的上一梯级。是实现一个国家制度的必要条件。

我们按照现代的定义，认为法治就是国家以一部法律（通常是一个国家的宪法）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与公民的一切活动的标准是由这个国家所承认的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法治的最高形式是。是否会真正实践取决于宪法的性质及它的可操作性。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宪法在国家中具有绝对权威性，而且她被得到真正的完美的实施！那么这个国家的应该能够达到实际化。实际生活中，关键点就成为了宪法的实施问题。

的性质、机制将紧密影响宪法的实施。实现有限可以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可以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得到维护。同时实行有限的领导又是施行的必然要求，是的精神所在。

（二）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是无限的话，那么这个就可以无约束的做它想做的一切，它可以自由发动战争，可以自由剥夺公民的权利，可以处罚任何无错的公民，最终它就会成为一个专断而的、会出现者。这是远离、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如果一个是立法权不受限制的有限的话，那么她一样会成为一个专断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的政策之类是违法的，也可以通过手中拥有的立法权来改变现存的法律或者是制定一个更高位阶法律来使自己的政策等成为合法的并且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有限下，立法权是被限制的，而且在这个条件为前提下法律是任何人和进行一切活动的唯一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是法律下的。也是法律确认下的，她的任何活动要受法律的审查，必须是合法的。和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凭自我意志而无所限制的行使自己的权力。

在有限状态下，我们对于的要求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必须有法可依并且是有“良”法。在实践中就是国家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而且法律体系必须是合乎利益的，能够适应法治要求的。我们认为，具体来讲这种法律体系应该体现为这个国家拥有一部具有最高权威的并且是维护的合法权利的法律（在一个国家中这部法律应该是宪法），同时拥有适应社会生活各方面需求的准确的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不可以和前者相冲突的法律规范。凡是真正实施这些法律规范的，将自己所以活动规范到这个体系约束下的就是法治，这种情况下的国家采用的制度也就是能够充分保证权利的制度。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要用法律来规范的活动，限制权力；就是要让的权利有所保障。是能够解决有限的核心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实现权力制衡。因为在制度下，对权力的制约主要采用了两种有效的并存的权力制约的方式：第一，用法律制约权力。下，宪法以及其它法律规范是规定了一切权力行使的范围，也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最基本的准则。使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触犯法律的规定。否则行为无效，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给予的惩罚，如：给受损者以经济补偿。这样，的权力的行使就是有了一个必要的“度”，在行为时会注意到这个“度”。这使得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能够理性化；第二，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体制下人们是有充分权利的，其中就有在权力滥用时可以指向权力的权力。正是通过行使自己拥有的这些权力来实现制约的权力，这确保在的权力行使伤害到人们的利益时，就将受到来自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正当有力的抵制与否定。此时的权力将无法继续行使下去。因为事物是相对的，所以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说的权力得到保护与确认，这有一种“升的意味”。这样的一降一升，使得滥用时候形成的不等恢复为法治下的法定均衡状态。通过上两个制约手段，的权力的行使会实现合法化。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样均衡就得到了实现。权力制衡被维持下来。

（三）

的重要任务发展社会生产。要有一定的效率。要是一个有效。有效是指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的决策对于社会来说是有益的。能够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我认为只有有限才可能是有效而无限往往是低效的。

在有限的领导下，在制度下，确立了的法律的地位，的行为有了准则，所以就不会轻易的去做决策，因而，这样的决策也就具有非常强的可实施性。而且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得相信如果的决策有违的利益，法律是不会容许的，所以在面对的决策时，人们会首先自觉的以一种最好的方法去执行，而不会首先在内心上产生一种抵制的情绪。这样一来，必然是个有效。

实行是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的。这一点是说在有限领导下，人们的是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在这种道德的作用下，有限的有效性被赋予了一层特别的保护。人们的良好的道德修养让人们去自觉执行那些正确的命令，并且他们会尽力去做的最好。同样他们会放弃那些在法律上被禁止的对、对社会不利的行为。即守法和。

当然，也是有受到威胁的可能的。因为在有的时候道德也会不起作用。如果人们做了违反法律规范的事情，那么他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如果做出了违法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呢？更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违背了宪法应该怎么样呢？当然，目前在有限国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建立一种违宪审查制度。这种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得宪法的权威得到维护，使得有限不会偏离其轨道。同时这样也是对有限的领导地位的一种维护。使有限是始终有效的，是始终受到拥护的。

（四）

下面我想谈一下我们国家的情况。在中国应该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之实”。在我国，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宪法的可实行性都太小，其内容太过“特色”化，有许多不稳定的东西（例如：经济政策等）也被包含在其中。而且，我国的宪法尤其说是一部法律还不如说是一部性纲领。没有法律的特性，却基本了纲领的所以要素。学界一直在呼吁修宪，就是因为这一点（至于我国宪法中的问题已经早已被学界清晰评点在此我就不多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宪法在实践领域毫无权威可言！至于，更可谓可怜啊。这个词近年在国内四处飘扬，被一些热血人士高呼。但是也正是在近年国内才容许这个概念生存。曾经的中国，一度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从未有过之说，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党和国家的任何正式文件中。

公民的许多重要的基本权利（例如：罢工权等）都没有被写入宪法，而写入宪法的权利被侵犯又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且被侵犯以后根本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些现象在我国可以说是太正常的事情了。虽然近年的中国也出现了诸如“教育权第一案”、“平等权第一案”之类的涉及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案件，而且结果也是被侵权者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是也正是可以从这些案子因为通过司法解释而作出维护公民权利的判决所带来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与评析看出：中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一直以来皆未能够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得到维护，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仅仅限于条文文字而已。

面对如上种种，在这个全球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和应该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修改甚至是重新立宪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实现来建立一个有效更有限的呢？如果不的话，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公民的权利还有被侵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任何来实现发达？如果我们不立即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想让宪法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呢？我们是不是要只言“有限”，而实际是否有限就随着的脾气呢？

我们的法治把呼喊的很高，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原则。但是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如此，这些口号并不能够使中国实现，不能够使中国建立下的有限！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国应该在法律体系健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法治，然后实现中国的。也就是说先来审查我们的法律吧。把目前一阶段的主要法治任务定为：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

应该不断努力，通过对我们的有效的约束，把我国的转变为在下的一个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更加有效的。通过这样的，来使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更好，来使的生活更幸福，国家更加富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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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法的划分与xx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nd Constitutionalixx_法律论文 第九篇

公法 私法 宪法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干部，法学硕士。

【联系电话】　(028)6758434（办），6694844（宅）

　95858-245661（传呼），13689091344（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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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在国家长期遭到普遍而坚定的排拒。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公、私法的划分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民法学者已率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29页）。有人断言，“西方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走了一条从私法到公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将是从公法到私法的道路”[2]（13－14页）。到目前为止，公、私法的划分作为一种法的分类方法及其理论在我国法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的历史早已证明，公、私法的划分，无论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国家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现存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其有用的方法（如公、私法的划分）。或许，这才是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言，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包含我们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多的成份，相反，它实际上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中立性。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及其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解读公、私法的划分与的某些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公、私法划分的历史及其普适性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端于罗马法。这种分类方法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3](117页），其依据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前言中选用了他的一句话：“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4]（91页）。不过，罗马法虽然对公法、私法作出了划分，但其发展集中在私法，“几乎所有有关罗马法的文件都只涉及到私法”[4]（91页）。在法学研究中，罗马法学家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私法学上，以至有人认为，“罗马法学实质上就是罗马私法学”[5]（53页）。罗马法中，公法并没有实在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法只是在罗马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其自身无实体价值”[4]（91页）。公、私法的划分在中世纪通过一些法学家的著述得以承传，而当时著名的法典和法律汇编如《加罗林纳法典》、《萨克森明镜》、《波西瓦·克莱蒙特习惯法》等都没有对公法、私法作出划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公、私法的划分再次被赋予实在的意义，公法的地位大大提高，传统中仅具有从属地位或附随意义的公法获得了真正与私法相对意义上的价值。一般认为，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主要是罗马私法，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大多数法权关系适应了现代的经济条件，“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语）[1]（33－34页）。但就公法而言，这一结论显然不适用。大陆法国家的公法与罗马法中的公法在内容上并无承继关系，也没有连贯性。乌尔比安时代的公法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4]（91页）。而17、18世纪大陆法国家的公法是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推动下兴起的[6]（128页），其内容是宪法、行政法、刑法[4]（89页）。这一时期，在公法领域中“通行的是代议制、三权分立、、法治等原则和制度”[6]（128页）。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广泛运用[7]（528页），“深深地渗透到”了“体系的结构、法律职业的划分之中”[4]（89页）。此时，“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6]（121页），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的两律部门。这一划分甚至对普通法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4]（104页）。在法学研究中，英国的法学家们也“日益趋向于划分公法与私法”[4]（104页）。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就是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公法、私法的发展分别论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国家，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体系均完全排除了公、私法的划分。史尚宽先生认为，“在社会，私法几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8]（3页）。其真正原因可从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时阐述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9]（587页）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的话被这样解释：在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抗，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因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4页）。可见，国家不采用公、私法划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任何私有制，缺乏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逻辑难以演绎成为事实的逻辑。在我国，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我国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这实际上已经在根本上消解了拒绝公、私法划分的上述逻辑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考虑在法的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引进和借鉴公、私法划分的时候了。我这样主张，理由有二：其一，历史已经证明，公、私法的划分具有普适性。正如梅利曼所说的，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公法、私法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概念了”[7]（528页）。美浓部达吉甚至进一步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7]（530页）。普适性意味着公、私法的划分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及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拒绝进行这种划分的理由。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的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应当是中性的。国家不必也不应因的缘故而排拒这一便捷、有效的工具及其价值。其二，严格说来，中国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在我国近代，“清看到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又相近，因此决定仿效日本而实行法制改革，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2]（41页）。既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就理应承继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即公、私法的划分。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既不应有制度上的拒斥，也不应有观念上的阻隔。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财产权不仅在制度上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有效保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已经具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以其在实现法治秩序方面的种种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模式的理智选择”[1]（53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公、私法的划分，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我国与法治的进步。

二、公、私法的划分为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模式

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0]（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权力的侵犯”[10]（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公共领域又称国家或国家，私人领域又称社会或市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实行有必要作出公、私领域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相反，倒是本身是公、私领域分离或（）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1]（250页）。如果说与公、私法的划分有某种关联的话，则这种关联的根源在于它们分享了公（国家或国家）、私（社会或市民社会）领域分离这一共同的社会基础。

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或国家与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11]（25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对峙式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公、私领域或国家与市民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国家（公共领域）主要实行权力限制原则，对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则主要实行保障原则。

对峙式思维模式并不是特有的思维模式，它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这本来就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1]（26页）。早在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它自始就隐伏了一种跛脚巨人似的危机”[1]（35页）即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私法的。而“在公法方面，罗马法从未提供过范例”[12]（45页），“在罗马既不曾有公法，也不曾有行政法”[12]（74页）。但是，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在罗马法时代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国家不能插手

论宪法的司法化On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Courts_法律论文 第十篇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Courts

[内容提要]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宪法解释权，建立以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

[关 键 词] 宪法、法治、宪法司法化、宪法审判制度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尊重，并经由加以适用的过程。照常理，作为法律的宪法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宪法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因此，宪法的司法化对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壹 宪法司法化之根据

宪法司法化的根据主要包括：

（一）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宪法是法律，在今天看来，应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其法律性是指宪法与其他法律所共有的本质属性，是宪法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宪法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宪法的法律性意味着：第一，宪法和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宪法强制法律及行为合宪。第二，宪法必须由一定的机关加以适用，适用宪法的机关须享有宪法解释权，解释宪法是适用宪法的前提。第三，违宪者必须承担违宪责任，接受宪法制裁，违宪的法律无效。第四，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1]宪法及的价值即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①只有能够被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宪法才是真正有效的宪法。正如一位美国最高的法官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宪法下面。但是，被称之为宪法的是法官叫做宪法的法。”[2](185页)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和体现，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获得实在法性质的根本标志和途径。

（二）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

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

（三）切实保障是宪法司法化的关键。保障是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诉求。[3]仅有白纸黑字的宪法条文承认基本权利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对宪法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只有最终由司法机关来承担，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根据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一旦把付给这种制度设置，就有保障”。[4](116页)进一步而言，保障的国际化也对宪法司法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我国一贯尊重和赞赏包括《世界宣言》在内的世界约法，先后加入了17个国际公约。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于20xx年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生法律效力。加入这些国际公约，意味着中国对普遍概念的认同，承诺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世界宣言》第八条意味着尊重该《宣言》的国家应保证逐步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其内容是：“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从《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也可得出宪法司法化的结论：“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a）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b）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c）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可以说，宪法司法化已经为这些国际公约签署国的一项国家义务。

贰 宪法司法化之意义

宪法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观念都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法治和的基本要求所在。笔者在此着重探讨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及法治的影响。

（一） 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使仅具有理论效力的宪法变成具有实践效力的宪法，宪法成为真正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须由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也如此。如果不能为适用，无论宪法自己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最高效力，也无论它如何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实践中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宪法只有通过的适用直接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直接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裁决的执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实践效力。②有人认为，宪法通过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宪法的效力通过一般法的效力来体现，即宪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仅具有间接的效力。[5](25页)笔者以为，“依据宪法制定……法”即宪法具体化为一般的法律，并不能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实质上，一般法的遵守与适用都同宪法的效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严格“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是否违宪未有定论，如果一般法违宪，其效力怎能说是宪法效力的体现？在缺乏一般法的“纠偏机制”（违宪审查）情况下，宪法不能保证一般法与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没有严格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宪法效力的体现，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效力，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阙如。总之，必须由直接适用宪法才具有实效。

2，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与社会现实或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的纽带，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宪法的适应性，一层含义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和现实需要脱节，二层含义是指宪法所具有的通过自身的应变方式使宪法的内容适应、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以及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1]由适用宪法解决争议，可以准确、及时地检验宪法规范与具体社会关系是否一致，与社会关系不一致的宪法规范被及时揭示出来，可使修宪机关及时作出修宪或宪法解释。一些内容即使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通过的判例规则予以完善和补充。这些都使宪法更适应社会需要，而宪法本身也在其中获得了完善、发展。因此，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是重要的宪法发展机制。

3，宪法司法化是保证宪法至上的关键环节。如前述，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即宪法司法化是宪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宪法至上也最终是靠宪法的司法化即宪法在获得尊重和适用来实现的。宪法在的直接适用，实质上就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宪法为标准对其他法律和特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进行评判，对违宪的法律不予适用或宣布其违宪无效，撤销违宪行为，从而直接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进行裁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宪法至上性在司法领域内实现的过程。宪法只有由直接适用，才能真正实现其至上性。

(二)宪法司法化对法治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6](167页)从法律的方面说，法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首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建成法治，因为法治还包含有保障、充分等价值要素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代议制等技术手段，宪法的司法化仅是法治的起点。

2，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我们无论怎样进行法治的建构，最终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最终可能使法治建设步入歧途。宪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设不可逾越的“合理化”过程。

3、宪法司法化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自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迄今，美国联邦最高对大约4000件关系宪法解释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宣告了由美国议会制定的80余件法律违宪，至于州法律被宣告违宪者更多。[7](3页)正是宪法的司法化，保证了美国宪法的长期稳定，同时又使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实践状态，成为“活着的宪法”。在设立宪法及通过最高行使宪法职能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成了首要的司法审判制度。[7](106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991年苏联、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设立了宪法，并以此作为走向法治的标志。宪法的司法化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尺。

叁 宪法司法化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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