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传统教学论与现代教学论的哲学分歧_其他哲学论文
试析传统教学论与现代教学论的哲学分歧_其他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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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试析传统教学论与现代教学论的哲学分歧_其他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赫尔巴特的理性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分别是传统教学论和现代教学论的哲学基础,是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思想。从两种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入手,探讨哲学基础不同所造成的教学论方面的差异,并从教育目的、课程、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最后从辩证法和历史观的角度总结了两种教学论思想。
论文关键词: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教学论;哲学分歧
赫尔巴特和杜威分别被认为是传统教学论和现代教学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在历史上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二人在教育目的、教学组织形式、课程设置、课程评价等各个方面都存在诸多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源自于哲学上的分歧。“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的统一。它与教育学有着密切联系,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框架。
一、哲学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针对当时社会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而提出,被刻上该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的烙印。
1.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
赫尔巴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在西方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早在柏拉图时代都已经存在将理念看得比经验更重要,主张从系统的知识传授中认识和把握永恒不变的‘本体’的思想传统。赫尔巴特传承了这种理性思维的习惯,对西方教育家康德、费希特和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wWW.meiword.coM历史背景方面,在赫尔巴特生活的19世纪上半期,德国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社会阻碍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封建制度以取得发展,却无法摆脱对封建地主阶级经济上的依赖,因此同时具有斗争性和妥协性。赫尔巴特的教育主张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但又缺乏一定的战斗性,属于对封建社会改良的一种思想。
2.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想是“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应的另一脉教学哲学。”它的产生具体来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就理论基础而言,当时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开始出现并发展,帕克“在实践中学习”的观点对杜威影响很深;另外以皮尔斯、詹姆斯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新的哲学观思想也是杜威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之一。第二,就社会历史背景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处于各方面的转型期,出现三大转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大转折,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转折,由殖民地文化向文化的大转折。社会的转型带来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问题的出现便带来解决问题思想的出现。三是美国人的本质文化特征。美国文化中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并存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吃苦耐劳、自我依赖的“移民精神”,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分享与合作、实干与务实的团结精神。这也是杜威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统一思想及建立主义社会思想产生的后盾。
总的来说,同属于改良理论,赫尔巴特的思想产生在封建社会末期,是为资本主义的建立而提出的;杜威的思想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是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诸多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而提出的,同时也是在吸收了赫尔巴特思想精华基础上前进的一大步。
二、不同哲学观下的教学论分歧
以不同哲学观为基础便会产生不同的教学论。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学论是第一个将教育知识系统化的理论,他强调思维和逻辑的重要性,主张三个中心,即:教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和课堂为中心,强调对已经存在的知识的系统性学习。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教学论强调以“儿童为中心”、“活动中心论”、“从做中学”等,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本能的发挥以及知识的自我探求。
1.不同哲学观下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认识和理解教学论思想的一个起点,教学论中的课程的设置情况、师生关系等等都是由教育目的衍生出来的。
赫尔巴特以注重儿童个性发展为起点,发展了教育“可能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两个方面。首先,赫尔巴特认为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观念,观念的同化和联系形成统觉。统觉的形成是新旧观念的联合,是认识活动的心理过程,也是儿童不断获得新知识的过程。统觉的形成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条件便是兴趣的产生。赫尔巴特认为只有发展儿童的兴趣才能使意识阈上的观念处于活跃的状态,形成统觉并获得知识,因此兴趣应是多方面的和广泛的。赫尔巴特将兴趣方面的教学分为两大类六个方面,包含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使学生适应生产的发展趋势和以后职业的需求,这便是赫尔巴特教育目的中“可能的目的”。其次,实践哲学也对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产生了深刻影响,认为“德行是整个教育目的的代名词”。赫尔巴特认为道德的培养是整个教育最高层次的目的和唯一的任务,即“必要的目的”。他在对康德的先验自由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这种意志需要思想兴趣的培养,而知识、能力的灌输是意志产生的依据,因此赫尔巴特极为重视教学对于道德培养的重要性,他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将道德与教学联系起来的教育家。
古典实用主义者都是过程实在论者,他们认为实在不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运动的分离的心灵实体或物质实体,而且应当包括作为过程或关系的基本实在。实用主义的过程实在论在杜威的教育哲学命题里就是“教育(过程)无目的”,在教学过程之外虚构一个遥远的目的或理想,对现实的教学过程来说无意义。于是很多人认为杜威的教育目的是模糊的,但联系杜威的哲学观就会发现其教育目的是清晰确切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讲求辩证法,注重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他认为教育的过程是儿童不断生长的过程和经验不断改造的过程。其实,杜威的教育目的贯穿在教育过程之中,在于培养学生的有益经验使其成为社会的良好公民。同时,根据杜威的理论,社会是每个公民组成的有机体,通过教育这种有益生长的获得最终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的主义。
赫尔巴特注重儿童兴趣的培养和道德的完善,并最终为选择职业需求和适应社会需要做准备;而杜威教育无目的论实则为实现主义社会的目的而服务的,二者互为条件、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2.不同哲学观下的课程
课程是教学论的主体,是不同的教学思想得以实施和彰显的途径,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同时需要以哲学为依托。
赫尔巴特的哲学体现了反映论思想,他将事物分为主体和客体,主体是认识者,客体是被认识的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主体与客体是二元分离的,客体的存在都是被现象掩盖的,人们的直接的感性认识是有偏见的,必须经过理性思维的加工上升到理性认识才可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而理性加工的过程可以通过教学来实施,因此教学的课程安排必须是系统的和有逻辑性的。另外,客体的确定性以及主体对客体的依赖性决定了课程内容是作为客体存在的经理性加工已掌握的知识。由此形成了“以课本为中心和教师为中心”的课程模式。 杜威的课程论思想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经验论基础上的,经验论认为只有有机体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而获得的经验才是真正的知识。一方面,杜威强调活动的主动性,认为知识是不确定的,其形成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因此需要不停地“做”来不断获得真知。另一方面杜威强调经验获得的直接性,认为只有儿童亲身体验才可能得到知识。书本中讲解的内容只是学生认识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学生需要不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将其改造为知识,而不能被动接受书本上的内容。杜威关注儿童的本能并以此来设立课程,以活动课程为中心,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作业,主要有游戏、讲故事、观察及手工作业四类。因为杜威认为这四类课程与儿童生活切身相关,学生可以从中有效地学到知识。
由此可见,赫尔巴特的课程理论重视教材的计划性和知识的逻辑性,强调对已经掌握的间接经验的学习;而杜威以开展活动课程为主,更注重直接经验的获得。其实,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课程中如果过于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另外一方面所获得的知识都将是片面的。
3.不同哲学观下的师生关系
教育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哲学认识论在教学方面的重要体现。
赫尔巴特的哲学认识论认为主体对客体具有依赖性,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作为知识代表的教师也理所当然居于主导地位。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教学中通过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知识讲授来培养学生的思维,使学生掌握事物的本质,并且朝向教学目标发展。同时,赫尔巴特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教师应该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的基础上发展学生多方面的知识。
杜威的师生观建立在经验论的基础之上,认为世界没有主观与客观、唯物与唯心的区别,世界是经验的。经验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经验的产生是建立在有机体对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机体对环境的作用使环境发生改变,变化了的环境又反作用于有机体,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造就了经验,同时也造就了知识。因此杜威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必须主动地自我发现或者运用教材内容,才可以掌握真正的经验。因此杜威在师生关系上主张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给学生提供机会和条件,以建立良好的共同合作的氛围来发现和运用知识。
赫尔巴特的传统教学论主张建立一种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学生相对处于从属地位的师生关系;而杜威更注重在学习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使教师处于辅助地位的师生关系。
三、与讨论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德国当时正在兴起的软弱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例如,他以培养“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公平”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其中前两种道德观念调节个人道德行为,后三种调节社会道德行为,这个相互联系的道德观念就是典型例证。而杜威的教学论思想是为建立美国社会秩序服务的,是实现主义社会的一种工具。两人的思想都受所处的阶级基础以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就赫尔巴特和杜威的哲学思想而言,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成分:赫尔巴特的认识论认为客观存在的“实在”只会在表象上发生变化而本质是保持不变的,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窠臼;而杜威的认识论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诸如他认为世界是依据人的经验而存在的,但是世界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经验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人是之后产生的。对此杜威也承认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杜威并不能自圆其说。两人的思想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并不是完善的哲学思想。
但是,如今讨论传统教学论与现代教学论,应该把它们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去研究,正如施良方所说:“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可以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找到根源。”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层次理解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深刻内涵。从这个层面来说,传统教学论与现代教学论并无优劣之分,它们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基于不同哲学观基础上的教育思想。黄志成认为,德国人与美国人对教育的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德国人探究原理,而美国人研究个体;德国人从原理来现象,而美国人则从现象推导理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氛围中以及具有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也必将渗透和反映着这种差异。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知识或真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的确,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可以产生科学的教学论思想,而科学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教学论也并非是绝对科学的。对于两种教学论思想,如今在吸取其精华部分为我所用的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些理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根源以及所起到的作用,理解一种理论产生和实践的社会条件,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可以使思想得以升华,寻找出一种真正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教育教学理论。
第二篇 试析必要谎言的形式及其必要性_其他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谎言并非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不正确。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将必要谎言总结为三种形式。本文结合实际生活对这三类必要谎言的必要性进行,提出其必要性存在的几点原因。最后指出也有一些道德家对必要谎言持严格的态度。
论文关键词:必要谎言;形式;必要性
众所周知,谎言会对被欺骗的一方造成伤害,毁灭人们的信念和自信,最终损害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侵害人们的社会关系。但是谎言并非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不正确,人们的生活常识和实际经验也足以证实这一点。这种在某些情况下是允许的甚至说在道德上是必要的谎言称之为必要谎言。
一、必要谎言的三种形式
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在其著作《伦理学体系》中对必要谎言的三种形式及如何界定进行了论述。他将必要谎言分为善意与不一定善意的谎言、礼貌与奉承、战争与外交三类。
(一)善意与不一定善意的谎言
包尔生认为在道德上不存在固定界限。法律划出的是强硬的、不变的因而也是专断的界限,而道德却必须处处去对付那些逐步过渡的情况。个别情况只能着眼于具体条件,根据个人的洞察力和良心来确定。道德只能提出引导人们作出决定的基本观点。例如,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以唤起生活的希望;儿女对老人报喜不报忧以免家人担心;小孩一人在家遭遇小偷,大声喊爸爸的名字把小偷吓跑;为寻凶作恶的凶手指一个错误方向,使之落入警察手中等。WwW.meiword.COm无论是前两种情况中对被欺骗者的谎言是善意的,还是后两种情况中对被欺骗者的谎言并非善意的,施骗者的行为都给更多人带来利益,所以人们也不会从道德上去谴责他们。
这类谎言并非无任何危害。例如,向病人隐瞒病情,其实剥夺了病人了解自己病情的权利,假如病人生存的日子所剩不多,那么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好剩下的生命,但是如果不告诉病人病情,病人误以为自己没事,一旦病情恶化,对病人和家属都是更大的打击。再比如,儿女在对父母报喜不报忧的同时也放弃了父母全面了解我们的权利,放弃了父母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解决困难的方法。因此,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但是怎么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说需要把握好度。
(二)礼貌与奉承
这条界限也必须由道德上的老练独自确定。习惯上的半真半假和假客气就不能武断地认为其是否是不道德的,如我们欢迎一位不速之客,我们在一封写给一位我们不了解的或我们视为地地道道的恶棍的人的信尾表示我们的高度的敬意。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不采取某些口是心非的作法,顺利的、和平的交往就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类谎言也并非没有危险。一个过多地生活在社交之中的人容易形成说谎的习惯,他的良心逐步枯萎了,说谎成了他的第二本性并最后成了对他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实际经验中,我们总是不信任一个在礼貌言辞艺术上表现出极大的技巧的人,我们也更乐于相信一个在讲习惯上的假客气话方面有些笨拙和畏缩的人。
(三)战争与外交
在战争中,士兵用自己的计划、战术或兵力去欺骗敌人,不会有聪明的战士在战争中表明自己的真实目的。外交领域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奉行着战争的规则:谁也不表明他的真实目的,至少可以说,每个人都不想让对手“醒悟”,甚至还去加强一点他的虚假信念。在战争这种状态中,一切力量和计谋都是绝对允许的,交往双方都是互有保留,互不信任的;他们隐藏着各自的措施和协议、计划和意图。但是如果外交双方的真正目的是维持和平,是以谈判来解决那些否则就不得不以战争仲裁来解决的问题而言,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又是需要的。 二、必要谎言的必要性
上文提到的必要谎言的三种形式中,国人对第一种形式议论最多,第二种形式引起困惑、争议最多,第三种形式几乎没有议论。包尔生的结论是:要诚实,这是无条件正确,但是说老实话并不是无条件正确的。必要谎言的必要性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其自身的本性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欺骗一个窃贼就不会破坏信任关系,只要他还在做这个勾当就已经站在信任的范围之外了。在战争中,欺骗是规则之一,每个人都会使用欺骗并相信别人也是这样。再比如说,在外交领域里,交往双方都是各有保留的。
(二)一方理解或承受真实情况的能力的丧失。对一些意志脆弱的人作一些欺骗是允许的,如一个精神病患者非要抱着一个枕头说那是她的宝宝,若非要坚持告诉她实情那那不是她的宝宝而是枕头,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我们对父母报喜不报忧也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
三、道德学家们对必要谎言持严格态度的原因
尽管上文提到必要谎言的必要性是基于几点理由而产生的,但是在道德哲学家们中间,他们把说谎的人看成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人。康德认为:“谎言,即故意的不诚实,在任何情况下,仅仅由于它的形式,就是人对于他自身的一种犯罪,就是使一个人在他自己眼中变得低贱的一种卑劣”。他认为为行凶作恶的凶手指一个错误方向,使之落入警察手中是不可原谅的,他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人格。道德学家们认为必须用道德体系的约束力绝对地禁止谎言。道德学家们认为即使给谎言留下最小的空子,人的撒谎倾向也将逐渐地把它扩大,总能为不讲老实话找到借口。
在对必要的谎言过分宽大庇荫下,说谎、欺诈行为常常打着“善意的谎言”的幌子。例如,有一个六岁小孩因家庭困难治不起病,好心人谎称小女孩被其继母打伤,几天的时间里网络上就酝酿出了“6岁女孩被打事件”,募集到了很多救助金。在那位好心人看来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但是对于社会的诚信体制建设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必要的谎言泛化、滥用情况继续下去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如果用道德体系绝对禁止谎言,人们就会警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道德学家们对必要谎言持这么严格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对必要谎言的严格态度在古希腊道德哲学家那里却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故意欺骗不仅在一定情况下为他们所允许,甚至还要求这样做。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文艺批评家莱辛的话说就是:我们谈论的最多的是我们拥有的最少的美德,而我们谴责的最多的是我们最愿意践履的恶行。在我们不断地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和他人强调诚实的价值以及说谎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希腊哲学家为什么不会如此强烈地感到这中需要,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诱惑少。
第三篇 试论尼采哲学中的创新内涵_其他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酒神精神”是其核心思想。酒神精神体现于尼采的哲学中并与尼采个人一生的命运紧密相连。
论文关键词:尼采;哲学;酒神精神
一、酒神的涵义
若要了解酒神精神,我们首先要反观古希腊神话,去了解什么是酒神。酒神,即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一。传说他是宙斯与凡女塞弥丽之子,其与日神阿波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在母亲的腹中便遭遇了雷击,其母塞弥丽化为灰烬。宙斯将他救出时,仅仅是心脏还存活着。宙斯从大腿上割下肉,从而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山林女神哺育了他,他长大以后便流浪于希腊各地,四处传播种植葡萄和酿酒的技术。其神庙遍布于希腊各地,人们举行酒神仪式,为的是感谢他赐予人类以人间美酒和食物。酒神拥有一种癫狂放纵的性格,与日神正好对立。酒神象征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亲和与平等的状态。为了纪念这种精神,人们创立了酒神节。在节日里,人们会集合在狂欢的队伍之中,陷入神秘的“自弃”状态、沉浸在绝对自我之中,感受无我的存在。在这样的队伍里面没有个体化的差异,每个人都融入浑然天成、平等的情感之中。
二、尼采与酒神精神
酒神精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足见其有着深远的历史。而尼采的“酒神精神”则是被其引入到哲学体系之中,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酒神精神最早出自于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在古希腊哲学和艺术中发现了酒神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在生活的异常艰难之中肯定生命、否定生命的无价值、坦荡面对生命的苦难、一直持有对生存的期待,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永恒轮回说”,建立以“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为主要概念的哲学体系,也将悲剧延伸为一种最为纯粹的生命乐观主义。wWW.meiword.Com由此可见,尼采的“酒神精神”不仅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更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毋庸置疑,酒神精神是尼采哲学体系的核心。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包含“超人哲学”、“强力(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等几大重要理论。不难看出,这些理论都是由“酒神精神”贯穿其中的。最初,尼采是为了解释艺术领域的问题而提出的“酒神精神”,后来才将其带入了哲学领域。由于尼采对“酒神精神”极为看好,因而最终将其确立为自己的思想核心。另外,《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而“酒神精神”正是诞生于这本著作之中。由此亦可说明酒神精神居于统领尼采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尼采之所以称为‘悲剧哲学家’,其实是为了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家’相对立。”尼采虽“悲剧”,但不悲观,其原因在于尼采肯于拯救悲剧和与悲剧性事物对抗。而拯救悲剧的方法便是依靠“酒神精神”作为精神武器。这种人生观是刚劲有力的:它不回避人生的痛苦,而是尽力摆脱枷锁、苦中作乐,并将自己的欢乐传递给其他处于苦难中的人们,使每个人都能在优美的艺术中得到解救,进而重视自身价值,重拾人性。因而,他超越了“悲观哲学家”。尼采将自己化身为“酒神”,想要依靠“酒神精神”作为精神武器来拯救思想受到压抑、处于痛苦中的人,使他们得到解放。因而,“酒神精神”是尼采一生的追求、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但尼采作为一名理性的哲学家,却终究以“疯子” 作为自己的结局,其实与“酒神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原因大概在于:一,“酒神精神”拥有的是一种放荡不羁、近乎癫狂的性格,以这种精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哲学体系,就暗藏了“发疯”的种子。其次, “悲剧哲学家”除上文提到的“对‘悲观哲学家’的超越”之外,也预示着尼采悲剧的结局。所以,尼采的“疯”与其“酒神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其“疯”就是由酒神精神决定的。尼采完全沉浸于酒神精神中,将自己当成了“酒神”的化身,但他的理想在当时社会中却是行不通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了其失败的结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尼采提出了“超人”这一概念,进而形成了“超人哲学”的思想。
三、“酒神精神”的当代创新内涵
“酒神精神”有着放诞不羁,洒脱超凡、打破束缚的精神内蕴。在当今社会中,其集中表现为敢于打破陈规的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类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挑战:往日秩序井然的商界,霎时间变成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沙场。这个时候,能够积极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才有希望生存下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著名的“创新理论”中提出创新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这样的组合,才会使企业生存下去。以我国的企业为例,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必须要有自主创新的精神。因为首先,自主创新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只有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摆脱目前依赖性的发展模式,才能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下游地位的被动局面、增强国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持。倘若一味因循守旧、不进行创新,那么企业也就很难抵御金融危机的打击,最后难逃破产的命运。而做到自主创新的关键,则是要充分发挥自主创新精神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向前发展。在现代科研中,细菌培养剂已被广泛的应用开来。但在其被发明之前,人们经历了艰辛的探寻历程。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从古希腊中汲取原型,再加以哲学的阐释。酒神精神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不仅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与尼采的“悲剧哲学家”称号及尼采的最终命运有着紧密联系。在现代视域中,“酒神精神”集中表现为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对人们的事业、科研、国家的政策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而,我们要善于在当代解读“酒神精神”,充分利用其有益成份,促进我们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四篇 论劳伦斯的生命哲学_其他哲学论文
20世纪前期是一个风上文库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灾疫、经济危机等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西方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迷惘之中。劳伦斯的创作时期正是在20世纪初期。劳伦斯在目睹人类在急速膨胀的工业社会中生命个体的萎顿、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疏远之后,他对作为人类深层意识——“血的意识”——的丧失与遗忘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忧虑,故而提出了:生命的真正内涵,就是“人与其周围全部世界之间的完美关系”[1]。并形成了“血的意识”的生命哲学。这种“血的意识”的生命哲学深刻地体现了劳伦斯的审美意识,并呈现于他对人与宇宙、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追问。它是工业文明中一种全新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是抵御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的“生命启示录”。
一、 关注行动——人与宇宙的关系
生命在于与周围世界所获得的关系,正如劳伦斯所说:“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完美关系就是生命本身。就它的第四向度意义而言,它是永恒的、完美的。”[1]这种“永恒与完美”的四维关系,不仅体现在人类身处自然、并与自然建立全方位的空间关系,同时也体现在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行动的关注和感知,它具有时间的连续性。行动正是一种连续的节奏,它是连贯的变化,而非某一时刻的状态。wWW.meiword.COm正如玛斯庄园的日升日落、春去秋来、拉格比庄园四季的变化。关注行动就是以身体作为感知的媒介,人类用流动着汩汩血液的身体和宇宙自然万物建立起必不可分、浑然一体的联系。身体“关注岁月与季节的大行动、灵魂的轮回的行动、女子与男子的生命合为一体的行动,漂泊的月亮的小行动,太阳的大行动……”[2]这些生命的行动。关注行动本身也正是人类与宇宙建立起的一种“有生气、有助益”的关系,是维系人类与使其内心获得养料与新生的伟大源泉——宇宙——的联系。当钟表取代了太阳,人类不再以对太阳行动的关注作为对时间的感知,表盘上的数字,即时刻和状态称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对状态的关注,是人类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联系的标志,当下成为人类唯一的存在。对与当下与状态的关注,使得人类不顾古老的传统与训诫、不管未来的隐忧与灾难,恣意挖掘自然、挥霍自然,自然丧失了与人类血肉相连的地位,成为被认知、被利用的客体,人类从与宇宙自然的密切关系中抽离。在劳伦斯看来,这种抽离,不仅在消耗自然,同时也在消耗人类生命本身,“人类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根底朝天”[3]。
人类之所以取消对宇宙行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悲剧时代。在悲剧时代以前,人类满怀自信地拥抱着宇宙与生命,将自己与宇宙连为一体,以血流感受生命的脉动、宇宙的行动。前悲剧时代告诉我们,“人的最大的需要就是永远地更新生与死的全部节奏”[4]。而释迦牟尼、柏拉图、耶稣这三位极度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却对人类训谕:幸福只有在脱离了凡俗生活的抽象自我中才有,幸福超脱了平日的生死成败,而存在于“永世不变”的或者永恒的生活之中。正是因此,人类几乎被完全从季节、生死和成败的富有节奏的生活中抽象出来。劳伦斯认为,这种抽象既非幸福也非解脱,而是虚无,这种抽象带来的是毫无意义的僵化[5]。也因此“最近三千年的历史走的是一条引入理想、空想和悲剧的歧途”[6]。理性主义宗教和哲学,在工业文明面前的溃败,使得这条“歧途”结束。在被知识和理性操纵的工业时代,人类以理性思考、以知识定义世界的状态,取而代之以身体、血液感知世界的行动。理念、知识与人的身体感知相悖,人类对理念和知识的仰仗,使得人类割裂了自古以来用身体与宇宙建立起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劳伦斯说:“对我们来说,生活已经死了”,“‘知识’毁掉了太阳,把它变成了一个布满斑斑点点的气体之球;‘知识’毁掉了月亮,把它说成是一个受天花般的死火山侵蚀的毫无生命的小地球”,而现在“机器毁掉了地球,把它变成了一个稍微有点崎岖不平,但你可以遍地飞驰的平面”[7]。工业时代的宇宙,拥有人类的认识客体和利用对象的双重身份,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彻底破裂。
劳伦斯认为,能拯救人类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返璞归真,“走到理想主义观念以前,走到柏拉图以前,走到生命的悲剧理念出现以前”[8]。人类必须回归整体,以生命的纯然状态回归自然中的位置,关注生命,重新在万物中建立联系,“让大生命在日换星移的宇宙的接触中再生”[9]。劳伦斯将这种对自然的关注深刻体现在其作品中。在《白孔雀》中,他描写了主人公西里尔将身体融入自然的感受:他的双眼看到鱼儿、树林和山谷,耳朵听到唱出生活欢闹的潺潺溪流,身体感受到“阳光的嬉戏”、风儿的微拂和土地的温暖,他
转贴于上文库还嗅到芦苇的清馨。而具有“农妇本能”的乔治,则更是将自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他回忆大柳树边的那棵茂密的梧桐树时说:“记得当我的父上文库亲折断它的主枝时,我非常难过……好像我自己的主茎也被折断了似的。”[10]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在如注的滂沱大雨中裸身一路跑开。她发出野性的狂笑,朝大雨挺起酥胸,展开双臂,在雨中朦胧地奔跑,跳着她多年前在德累斯顿所学的律动舞[11]。康妮正是用身体去感知自然,是一种“野性的顺从”,这种顺从使她感到生命的存在,尽享自然的厚赐,感受到大写的生命的存在。
二、 血的意识——男女两性的关系
劳伦斯说,“生命走向了两个分支,即男性和女性”,“对人类而言,最伟大的关系不外乎就是男女间的关系”[12],他认为,唯有两性和谐社会和谐才能和谐。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压抑和扼杀人性,摧毁了男女两性最原本的存在,“男人不再是男人,女人也不再是女人”,两性之间的和谐遭到破坏。而“只有通过调整男女之间的关系,使性变得自由和健康,英国才能从萎靡不振中挣脱出来。[13]”劳伦斯正是借助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讨,把“人与周围世界的完美关系”具体化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以期寻找一个使得男人成为“完整无缺、生龙活虎”的男人、女人成为“完整无缺、生气勃勃”的女人的社会状态。推崇和谐的两性关系,批判工业文明,是劳伦斯创作的中心主题。劳伦斯企图从男女两性的自然本能中,寻求能维护人性的一种新的信念。他相信直觉和血的潜能,相信血能控制人的大脑。他说:“我的伟大宗教就是相信血和肉比智力更聪明。我们的头脑所想的可能有错,但我们的血所感觉的、所相信的、所说的永远是真实的。我全部的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而不需要思想、道德等的无聊干预。[14]”不难看出,劳伦斯的这种“血的意识”的本质,就是推崇人的本能,反对理性控制人的大脑。它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背道而驰的。
劳伦斯提倡男女两性的结合是“血液的结合”,血是人类灵魂的载体,是最深层意识的载体,这种“血的结合”,正是男女两性灵与肉的结合。在“血液的结合”中,男女两性不是丧失自我、做彼此纠缠的折磨,也不是纯粹欲望的宣泄、将性作为装饰品以示对性的轻蔑,是彼此更新的生命灌溉:“生命的新冲动如果没有血的接触是永远不会到来的”,“男子的血液与女子的血液”是“两条围绕着整个生命而流动的河,在婚姻中这两条河合成一个完整的圆,”“男性血液的大河接触着女性血液的大河的深底,然而谁也不会冲破彼此的疆界。”[15]正如劳伦斯所打的比方: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片土地就是天堂或者伊甸园,就是人类的发祥之地。这种男女两性的灵与肉的结合,不但是孕育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生命本身的舒展与高扬。在其作品《恋爱中的女人》中,体现了劳伦斯对这种“血的意识”的男女关系的探索。伯金在与厄秀拉交往时,反复对厄秀拉阐明自己对两性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在两性结合中,“男人具有自己的存在,女人有自己的存在,双方是两个纯粹的存在,每个人都给对方以自由。”[16]这种男女间的奇妙结合,在伯金看来,“既不是相会,也不是相混——正象你说的那样——而是一种平衡,两个人纯粹的平衡——就象星与星之间保持平衡那样。”[17]厄秀拉慢慢接受了这些观点,两人的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在“出游”这一章中,劳伦斯描写了伯金与厄秀拉达到了灵与肉的高度和谐一致的体验。“她渴望他,抚摸着他,在黑暗,微妙,绝对的寂静中抚摸着他,与他进行着最大限度的难以言表的交流,获得了美妙的礼物,也向他作出奉献——这是一种神话,其真实永远也无法得知,这活生生的真实永远也不能转化成意识,只停留在意识之外,这是黑暗沉寂和微妙之活生生的肉体,是神秘而实在的肉体。她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他的欲望也得到了满足。他们在各自对方的眼中是一样的——都是远古的神秘,真实的异体。”[18]“他们共同创造了对方:伯金从厄秀拉那里得到了自我的实现,厄秀拉也最后感悟到超乎爱情的存在,他们都沉浸在‘死去的土地上兹育出丁香’的新生之中,两个生命个体融为一体,又在相对对等的相互激发创造中走向精神的自由。”[19]
转贴于上文库 但劳伦斯所认为和谐的男女两性的关系,不是与自然割裂的纯粹的人为状态,相反,在劳伦斯看来,性是人类与宇宙重新建立联系的唯一途径。正如宇宙自然有其更迭与变化一样,性也有着与季节一般的更迭,在不同的时节,性拥有不同的姿态和美感。劳伦斯说,性是宇宙中阴阳两性的平衡体,它常变常新。“四旬斋是漫长的中和期,人们情绪低落,复活节的亲吻带来欢娱,春天带来性的狂欢,仲夏带来,秋天是缓慢的上文库衰败、反抗和悲愁,再一次的灰暗,然后是冬日漫漫长夜的猛烈。”[20]性随着一年四季的节奏变化而在男男女女身上不停的变化。真实的性是与宇宙建立密切关系的性,世间的男女唯有将自己嵌在自然之中,随着宇宙节奏的变更,让性依从自然的意志与规律,才能拥有真实的性,才能成就真正的婚姻。性是生命的火焰,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线索,任何婚姻都“离不开滚滚向前的车轮和左摇右摆的地球、离得开漂泊的行星与光彩夺目的恒星”[21],如果婚姻不与太阳、地球、月亮、恒星与行星联系在一起,不与时时日日、年年月月的节奏和谐一致,就不成其为婚姻。不论是康妮和梅勒斯,还是伯金和厄秀拉,他们或在被阴郁浓密的树木包围的拉格比的小木屋中,或在辽阔野性的玛斯平原上,他们抖落了文明的枷锁,在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中,达到了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得到了最真实、最富有生命力的性。三、 回归整体——人与人的关系
劳伦斯将世界的关系分为三层:第一是人与宇宙的关系;第二是男女关系;第三是男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每一层关系都是血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精神或思想的关系。但是人类“已经把宇宙抽象成‘物’与‘力’,把男子女子抽象成了的个性,人性变成的部件,无法组合拢来”[22]。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宇宙、两性之间、男人与男人之间这三大关系都是没有血肉的,是死的。而这三种关系中,尤其男子和男子之间的关系是“更死、更僵硬的关系”:“男子都觉得其他任何男子是他的威胁,越是看重思想与理念的男子就越觉得另一个男子的身体是对他的威胁”[23]。在多愁善感、和颜悦色的现代人的外表之下,劳伦斯发现了一颗颗冷淡的心,“一种无情,一种麻木”。在一个社会信托制度十分真实和健全的社会,劳伦斯感受到了“任何一个时代也不会比我们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更互不信任”[24]。古老的整体感的崩溃,将人抛掷在心灵的孤岛上,人类必须紧闭肉身、自我保护,因为工业社会中充满威胁,生活不再是酣畅淋漓的血的奔涌,而变成工业文明中无奈的苟延残喘。
工业文明中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追根溯源是人类与宇宙关系断裂的后果、是“我们与同胞的整体感与集体感的衰弱的必然产物”[25]。肉体生命焕发一时的古希腊,是人类以血作为维系的整体感最强的时代,人类以身体的感知创造神的世界,人与神密切相关,人与人紧密相连。柏拉图的理念、耶稣的“原罪”、佛陀的“空”,乃至工业文明的知识和理性,使得古希腊高扬的人的肉体感知沦为人类所轻视的地位,理性、知识的生命凌驾于肉体的生命之上,肉体成为人类用以实现个人理性的工具。但人类的深层感情是借由肉体得到的,“感情都属于肉体”,因为肉体“感受到真正的饥真正的渴,……感受真正的怒,真正的悲、真正的爱,真正的柔情、真正的温暖,真正的,真正的憎恨、真正的伤心。”[26]肉体地位的贬低和工业文明对肉体的扼杀,将人类的深层感情置于死地,为了掩盖感情的死亡,现代人不得不以虚情假意伪装自己。伪装,使得人与人之间再无真情可言,从而让人类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肉体地位的贬低也引起了人类对性的两种错误的对待方式,其一是陈腐守旧、在现代社会很可能变成之徒的清式的对性的畏惧和臣服,另一种是将肉体视为可供赏玩的洋娃娃式的对性的轻视和厌恶。被扭曲的性,自然无法构成真实的婚姻。婚姻却是孕育生命的激荡之所在、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所以劳伦斯认为,唯有性——真正的性,才能唤起人与人之间那失落的“古老的整体”感,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重建充满血的意识的生命王国。
劳伦斯认为消除人类之间隔膜的“伟大的联合者”是性,“它发出阵阵巨大而缓慢的震动,暖人心房,使人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性蕴含着的是人类血液流动的生命张扬,它“是一团生命的火焰,一团暗火”,“它埋藏在人的内心深处,是人性之火的精髓”[27]。只有重新确立肉体的地位、性的地位,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女人也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确认了生命存在的人类,必将重返“血的意识”的整体联系与古老的热情中,相同的血的脉动消除阶级、消除隔膜,人类重新将自己放置在整体、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中,从萎靡不振和精神崩溃中复苏,重新书写“友谊与希望”、“泥与血”的史诗。正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战争摧残他对人性的希望,阶级地位的束缚剥夺了他对人类普遍的爱和信任,灵肉分离的婚姻使他羞耻难耐,这一切都使梅勒斯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望、对生命的珍视,产生对社会、对人的深深的隔膜和不信任。他敌视拉格比庄园的主人克利福德,作为克利福德的雇工,他对克利福德没有恭敬,克利福德作为他的主人,梅勒斯不曾重视过克利福德的命令,而他俩之间更谈不上什么亲近。在克利福德的轮椅无法爬上斜坡、无助却又要保持可怜的自尊时,梅勒斯只是“面孔怪异,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一副心不在焉的忍耐之气”,两个人表现出一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都要消灭对方”的架势[3]。但梅勒斯与康妮得到灵与肉结合的爱情之后,感到自己的“心里柔情似水”,他不再敌视克利福德,而是尽情享受对康妮的爱和思念。他开始明白唯有“男子以男子的方式体验着情感的伟大节奏,女子以女子的方式体验着,当男子与女子的节奏和谐合拍时”,人类才能建立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关系。这也是劳伦斯所倡导的人类关系,这是人类与周围世界建立的一切关系的中心,是一种血的联系。这种关系将把各个阶级维系一起,再次体认人类是同一股血流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消除隔膜、消除孤独感,重回整体与热情。 转贴于上文库
第五篇 关于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内含界定_其他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宗教渗透是西方敌对势力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宗教权利通过各种非法活动,妄图实现侵蚀思想的目的。不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对高校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宗教渗透以渗透、经济渗透、思想文化渗透等方式呈现。
论文关键词:敌对势力;宗教渗透;文化
“宗教渗透,是指境外宗教组织或者打着宗教旗号的其他社会势力对我实行的以颠覆我国和制度、破坏我国统一和稳定为目的的反动活动。它以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为目的,通过非法传教活动向我公民灌输境外宗教思想。宗教渗透的实质是渗透,是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颠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对高校的消极作用更是十分严重。
一、宗教与敌对势力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也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中国宗所信奉的宗教有佛教、教、道教、天主教和教。其中佛教在中国历史最为久远,已有2000年的历史,唯一自土生土长的道教则有1700多年的历史,教则是我国,尔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的宗教,于公元7世界传入中国,距今1300多年,天主教和教则是战争之后大规模传入。目前在我国,影响力较大的则是佛教、教和教。
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对于现实社会的经济、、文化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导人向善的本质、调节整合功能等对社会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没有好好加以引导,则容易被利用作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的手段。www.meiword.Com因此在世界各国宗教形式各异,宗教信仰纷繁的时代,宗教渗透无疑是实现目的良好的工具和手段。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宗教信仰一直采取的是自由和尊重的态度。但是这样的自由与尊重被西方敌对势力加以利用,妄图以宗教渗透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思想,颠覆党的领导。
敌对势力是指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或者是上的目的而挑起目标国家及其周边和内部的矛盾,激起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使其陷入混乱的状态,并从中获利以达到自身目的的一些国家或者是一些组织,这些国家和组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与目标国家或者民族对立的,两者就属于敌对关系。以我国为例,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主要的敌对势力可以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以扩张势力最为强大的美、英、日、德等国家中残存的侵略势力为敌对势力主体。当然,这样的敌对不是全方面的,而是表现在特定的领域中,比如经济领域、领域等。 二、宗教渗透的方式
(一)渗透
宗教作为一种带有历史延续性的文化传统模式,具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渗透力。因此成为了各种势力的利用手段。对于我国来说,宗教渗透就是敌对势力以宗教交流为幌子,使非主义的逐渐融入我们的社会中,从而消解我们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惯用的伎俩。宗教渗透方式中的渗透,表现的是上的恶意性。如西方国家操纵罗马天主教教皇,任命反的宗教人士为主教,借助传教的机会,推行自己的阴谋,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在中国,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渗透,如支持喇嘛,阴谋策划西立,企图我国疆土。而所谓的“西立”就是宗教渗透的低劣手段,而鼓动功邪教分子闹事,也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表现。功对中国影响极大,上至学术精英,下至平民百姓,为功所荼毒者大有人在。尤其是“1.23广场自焚事件”中受害者那惨不忍睹的面孔,给国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悲伤记忆。功作为宗教渗透的手段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
(二)经济渗透
经济渗透是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的辅助手段。带有隐蔽高、范围广的特点。其主要表现为,抓住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利用与我国进行经济贸易、技术合作的便捷条件,进行传教。大批有着宗教背景的外商、港商、台商来到大陆投资建厂或者是成立公司,尤其以独资企业为多,甚至有的境外宗教组织干脆直接在大陆投资。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企业传教情况产生。他们利用企业为依托,发展,在企业内部设立非法的宗教聚会场所,不仅对企业员工进行布道,还开出优惠条件,发展。同时,更通过一系列的慈善活动,如医疗、扶贫、赈灾、助学等,将这些活动与宗教渗透掺杂起来,以经济手段扩大宗教影响,从而渗透到我国的许多城市,并且以经济的外衣隐藏了渗透的目的,这样的渗透手段对群众的影响更深入、更广泛,也更难以抵御。
(三)思想文化渗透
宗教本身是一种文化系统,那么宗教渗透从本质上来说,其实追求的就是文化上的渗透。能够在文化上实现“中国化”,也就自然而然在上实现了“西化”,在形势上实现了“分化”,也就达到了颠覆制度的目的。比如,一些国家在卫星电视节目中有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教节目,传播“美国富强是因为是教国家”、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攻击中国宗教。还通过邮寄宗教经书,走私宗教宣传品,乃至开设地下工厂印刷宗教书籍、刻录宗教光盘。这些宣传品采用不定时、不定量的方式发放出去,很多宣传品都是直接攻击制度的。覆盖面广的思想文化渗透还包括互联网上的宗教网站,受众规模庞大。更为直接的则是地下神学学校,采用类似传销组织的方式,招募一批学员进行培训,结业后又分派到各地发展新的,建立新的据点,以“文化”为口号,打着培训人才的幌子。潜移默化的对固有思想文化进行消解、融合、替代。
在中国,有着开明的宗教政策,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对于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绝对是一个讲的国家,西方反动势力对于中国的指责是不成立的,对于中国进行宗教渗透是不可行的。对于宗教渗透,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能因为表面的风平浪静就放松了警惕,也不能盲目扩大影响效果,将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视为洪水猛兽。我们对于宗教文化和宗教活动要有所区分,正常的、“普善的”宗教倡导要支持和鼓励,盲目的、混乱的宗教形式要加以引导,恶意的、破坏性的宗教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在主义世界观和方的指引下,明确宗教渗透的内涵、特色、手段、危害,制定出相应的应急措施和长效机制,将宗教不仅仅看成是一种,也要明确它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现象、一种文化模式所具备的“双刃”效果。
第六篇 齐美尔生命哲学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之维_其他哲学论文
现代性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思想诸上文库家的视野核心,它已经成为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思潮无法回避的思考主题。齐美尔以对隐藏在社会表象下的现代性后果的敏锐洞察力和独特着眼点以及精彩的描述手法可以被称为揭示现代性问题的先驱。对齐美尔现代性思想以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作为研究角度者居多,其结论一般局限于挖掘经济社会现象之下的文化问题,但是归咎于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一说。从根本上说现代性问题源于“理性的”,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齐美尔所针对的并不是人生百态的社会表象,而是表象下所隐含的精神根基。生命哲学是齐美尔思想的内核,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谈论一种生命之维的现代性批判。
齐美尔现代性批判的根基
齐美尔所从事的现代性批判的中心,并不仅仅是指向科学理性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转变,更根本的是指向人本身的转变,进一步讲是人的生命感觉的转变。着重从现代境遇中人的欲望、心灵、精神气质和生存样态的揭示中,深入现代人遭遇的生命困境问题。他揭示出现代社会的深层矛盾:“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历时久远的斗争的新阶段—不是充满生命的当代形式反对毫无生命的旧形式的斗争,而是生命反对本身形式和形式原则的斗争。”①现代生命不再期望从一定的形式上展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生命达到更高的分化和自我意识时,与形式的矛盾逐渐突出。齐美尔指出这个时代的感觉,尤其体现在时代的青年人身上,追求个性、原创,表现真正的生命。www.meiword.CoM这个时代不承认传统的东西,承认任何形式都被认为是对个性的扼杀。在认识论上体现为,原来的认识形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框架,但是现在认识已经同生命交织在一起,并从生命中获得源泉,随着生命成长或变化的力量不断丰富。生命的每一个目标都是生命的一次完全性冲击和展现方式,它不为任何形式所羁绊,进而知识不能通过一切逻辑和推理的方法去把握,只能从直觉来把握事物内在的真理,这就是说,只有生命才能理解生命。旧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纯粹用理智的手段来处理生命,这就使它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无法满足现代生命的要求。齐美尔认为生命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现代性问题解答的基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它纯粹作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只有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才能对知识和道德、自我和理性、艺术和上帝、幸福和痛苦进行探索。它的答案决定一切。”②可见生命哲学是齐美尔从事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底。
齐美尔生命哲学的理论特征
在《生命直观》中,齐美尔这样讲:“生命是一泄而过的洪流……确切些:作为个体在奔流着。生命即是无限的连续性,同时也是确定界限的自我。”③生命即是“自身的超越”,在“生命—额外生命—超越生命”的公式中,齐美尔很显然认为超越是生命本身内在的,在现实性中就存在于个体本身。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可以概括为一种个体生命理论,他着力揭示生命个体从特定的原始张力出发,形成对对象世界的直接判断这一过程。生命作为一种特定事件,它与所有形态不同,生命不从理性的东西或知识体系展开。因为生命本身是一个过程,是无限展开的事件。在此过程中具有偶然性和多样性的机会,所以需要一种东西来判断这种场景。传统哲学把知识作为解释事件的尺度。齐美尔认为这对于揭示生命事件的张力和深度是不够的,他希望从生命个体性原则出发,从直观化的特定感觉出发,找到建立更新的对生命的解释。把生命事件还原为个体事件,在特定的个体事件中古典哲学的逻辑化消失了,一种新的判断尺度形成,即根据生命的特有状况以及在特定世界界限当中的感觉来判断一种价值和生命的真实性。真实性本身不是被康德所说的那样一种先验系统所掌握,而仅伴随生命当下的特定直观。由于生命事件在历史中是无限多样和变化的,判断此变化的直觉系统也需要具有发生形态的伴随性。但此变化不是说直观本身是事件的携带物,而是说在生活场景中事件的变化是直观的携带物。直观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使生命在对象化中保持住内容。它是解释和判断世界的基础,在此意义上说,世界的对象化也就是生命的直观化。直观本身也就是所有价值和世界观的系统的凝聚者,因此它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认识方式。
齐美尔以生命直观命名阐述了个体生命理论。直观在齐美尔的生命哲学中是认识论、价值判断、宗教信仰以及所有的基石,是核心性的东西。但齐美尔本身并没有展开直观概念。这是由于,其一,从他个人的哲学风格和哲学理念来说,他一直反对形而上学体系式的论述方式。从他坚持的个体哲学来看,他一直反对普遍和理念的体系,所以无必要也无兴致在概念上引出一个体系。其二,直观是生命的核心化的东西,不需要任何特定理论支持,只需与生命无限的深度展开对话。而生命现象本身具有无限繁多性,在此意义上,生命直观的概念不能落入某个特定生命的视点上,而是观察生命活动全部过程。既然生命多样在历史、文化、风俗以及宗教伦理中形成诸多生命形式,直观需要面对所有生命事件。直观和生命所有事件发生联系。所以直观是揭示生命现象的基本和核心概念。生命特定当下的直观是一种本质,从价值判断上说,直观产生某种价值感,从个人道德伦理体系中看,直观产生特定道德判断,也产生了生命的信仰原则。因此个体自我产生的
转贴于上文库 价值是多元的,又是相对的。现代性的个体不再从同一的价值体系中获得生存的动力,他们唯有返回自身,沉入到生命的无限深度中去,汲上文库取生命创造价值的内在动力。正是因为生命事件本身不为逻辑过程所操纵和支撑,在生命事件过程中不存在逻辑联系。齐美尔放弃经典哲学的线性概念,让直观进入生命世界多元化和繁多性的进程。直观核心概念在解释生命概念的过程中都是原生性的标准。齐美尔的生命直观支撑着所有世界的那种对象性解说。齐美尔对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较为推崇,但是他的生命直观与叔本华的哲学有严格的区分,在叔本华那里,世界能够被还原为意志系统,生命靠意志成就价值,意志具有理性哲学的色彩,严格说还是可以被还原为本体的东西。相对叔本华而言,齐美尔的生命直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志则来自现实世界的维度,直观只是生命本原自身形成的东西。无需论述,仅仅潜在于生命自身的形态当中。而且可直接作为生命的判断工具来使用。没有神秘性也没有那样在一种形而上的层面的本原性界定,是日常生命中所伴生的一种自然形态。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来作为判断世界的工具。
齐美尔生命哲学的定义导向
生命个体法则的意义也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引出的。任何直观化的东西都是个体性的,生命直观不能离开个体性去直观某物,反之亦然,某物被直观到也一定是在个体化的生命中被直观到,由于生命个体的差别性,直观在各个生命当中所呈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是因为被某些经验所决定,一方面也是被每个个体当中不同的直观所决定。在此意义上,世界的多元化和繁多性被呈现出来,世界也就不是作为单独的维度停留在那。这也正是个体生命的真理所在,个体是不能被还原为其他个体的相关物上去。个体有独特的生命性,而个体在自身中所直观的世界,也就是真理产生的本原。世界对象是具有开放性的,因而进入世界的视角也应该是开放性的。两者的相互作用便在不同的生命世界中产生不同的价值体系。而这恰是个体主义的价值所在,它尝试着把不同的世界现象还原为自己价值的可能性,并在终极意义上弃置了一种固定不变的价值理念。正是根据这样的价值理念,世界的价值判断将被引入到重新的解释当中。世界将不再有一种终极的、绝对性的价值存在。个体原则引领现代世界的一种理论尺度。现代理论的核心尺度就显示,价值体系是在各种价值的比较和权衡中得到生存,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具有恒久的话语权。从另一个侧面看,个体主义反映这样的原则:既然个体是产生于特定的生命中,那么就是一种有限的价值,原因在于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事件和视角是有限的,个体所坚持的特定价值也并非完备,同样在变动和发展中被选择和淘汰。齐美尔生命哲学在此意义上进一步引申出现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内涵。
综上所述,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现代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生命的束缚。现代性困境的解脱并不在于齐美尔具体指出了什么样的道路,而在于齐美尔生命哲学的态度。当精神能够回归到自身,沉淀进生命的无限深度中去把持自我,界定他人,现代性之种种也许会得到一种自洽。转贴于上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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