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学生物教学应立足当地经济的振兴_生物学论文

农村中学生物教学应立足当地经济的振兴_生物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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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农村中学生物教学应立足当地经济的振兴_生物学论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村地区多数以农业为主,依靠种植业、养殖业来发展区域经济。所以种植业、养殖业发展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兴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而传统的、落后的种植和养殖技术,使多年劳作的农民至今经济收入偏低,无法摆脱贫穷的困境。如何让当地农民从贫困走向富裕,如何振兴当地经济,是每个农村中学生物教师应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我们曾经对某乡的种植业、养殖业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发现现在许多农民还停留于一般的传统劳作上,从事种植和养殖业的人数比例是极低的。即使少数人从事了种植业和养殖业,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获利很低,经济效益很差。因此,中学生物教学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应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调整教学结构,让更多的学生学习和掌握实用性较强的、对振兴当地经济有利的生物学知识。要达到上述目的,具体应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操作:

首先,教师应利用生物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在推进素质教育进程中,不断拓宽教学的知识领域。尽量将课本知识渗透到农作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等实用技术中去,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衔接,以缩短课堂和社会的距离。

如在讲“光合作用”时,可介绍大棚菜通光面积和光照时间;讲“植物的矿质营养”时,可介绍小麦、玉米、棉花等所必需的矿质元素,进而讲怎样施肥、施何种肥,以及给植物适时松土的道理和介绍无土栽培技术等等;讲“物质代谢”时,可结合动物育肥、食物加糖及适时的内容进行讲解。wwW.meiword.com

实践表明,将这些知识在课堂上适时渗透,不仅充实和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乐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其次,教师应利用活动课,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自到田野、菜棚、猪场和鸡舍等进行实践学习,将学到的课本知识应用到种植和养殖的实际操作中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样使学生在实践中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延伸了他们与社会相联系的知识触角。

如活动课中所学到的小麦锈病防治、鸡的育雏与免疫及食用菌栽培技术等,为学生走向社会、振兴当地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次,教师应依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调整课程内容设置,自编乡土教材。如编写《小麦的田间管理》《果树的整形与防病》《西瓜的嫁接与管理》《养猪、养鸡综合技术》及《生态养殖设计与操作》等等,让每位学生在生物教学的过程中学习掌握几门实用技术,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素质。

上述内容,不仅是农村生物教学改革的探索,也是农村生物教学服务当地经济建设的最佳形式和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和探索,以使生物教学更好地为振兴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

第二篇 论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_其他理学论文

一、引言

经济的起源与发展和自然环境有上文库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是怎样起源的呢？通常都认为是发展的生产力带来的需要交换的剩余物质资料，这样的剩余劳动产品成为了商品，商品交换诞生了经济。而其中常忽略了流通的重要性，流通可以发生在两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两国之间，其范围决定了经济往来的范围和发展程度。不论是商品还是其流通，自古都是会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本文就以荷兰为例，略述自然环境对经济的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

荷兰是现今世界十大发达的资本国家之一，其国家不论从人口或者国土面积来说都不是值的瞩目的，却拥有飞利浦、壳牌、等众多全球品牌。荷兰更是拥有世界第一大港，并有“花卉之国”、“风车之国”的美称。其经济发展程度之高另许多大国都望尘莫及。荷兰的成功不仅是人为的因素更是自然赋予的礼物。

一、地理环境

荷兰的地理条件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面是德国，南接比利时，西、北濒临北海，同时又处于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三角洲。不但地理位置极佳，而且地势低平。除南部有部分丘陵以外其余均较为平坦。再者荷兰有足够长的海岸线来供其使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荷兰便于开发和利用土地，可以利用海岸线发展渔业，和利用其地理位置进行贸易。在交通仅限于陆地的时代，荷兰就可以进行异国的商品往来。同时由于其海岸线长，地势低平，不论种植或者捕鱼都可以更容易的获得剩余部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始动力。WWw.meiword.COM

其后随着科技发展，造船业兴起，荷兰一举成为世界的一个中转站。平坦的地势造就了开阔的经济腹地，也利于港口的建设。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也随着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享誉世界。它成为了连接世界的纽带，对世界经济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更紧密的衔接了欧亚甚至是各国间交流。这一地理优势迅速延伸到荷兰的经济发展上，因其港口的成功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二、气候条件

荷兰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气温都较为适宜，即便冬天也很少出现零度以下。同时全年都有降水，因而多雨雾天气，阳光不足。这样的特点决定了荷兰不适宜农耕，而较为适合畜牧或者花卉种植，使得荷兰最终有了“郁金香之国”的美誉。

气候的影响决定了荷兰早期进行贸易的商品，也是吸引许多人来此发展的原因之一。由于其全年的稳定气温使得其河流都处于不冻的状态，极大的促进了水资源的利用。

三、水文

前文说过荷兰地处于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三角洲，西北濒海处还有艾瑟尔湖，又临海，河流相通，水文条件极佳。荷兰对海水的利用是十分充分，它建造风动水车来取水，又通过围海造田增加了全国18%的国土面积，无不体现了水文的优势。再加其水车利用风能，这种新能源的使用得到发展，逐渐将风能的效力加以更充分的利用，因而有了这一“风车之国”。

说起荷兰的经济成就必然和港口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依赖了河流和海洋。为什么荷兰的港口如此成功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港口港阔水深，一般港口难以停泊的货船，都可以顺利停在这里。原因之二就是这里的港口不冻不淤，全年都可以使用，没有冰封的阻碍。原因之三是莱茵河河口接海，可以实现天然

转贴于上文库 的河海联运，国内河流互相交错，形成了运输网络。当然还有前文所说的经济腹地平坦开阔等因素，正是较为天然的因素这些造就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港口。

荷兰航运的发达也为其花卉、奶酪等保质期上文库较短的交易提供了保障。

四、物产

荷兰的天然物产都依靠了其土壤、气候、降雨等优势。较高的平均气温酝了

各种花卉的繁衍，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荷兰闻名于世的郁金香。早在十七世纪，郁金香就在欧洲掀起了狂热的影响，甚至荷兰百业待兴，举国上下都投入了郁金香的种植。这种花卉在欧洲一度成为各种风雅和高贵人士争相追逐的对象，甚至有时候为了一株罕见颜色的郁金香而炒卖到上万荷兰盾。荷兰也是凭借了这看似微不足道的花朵列举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甚至在鹿特丹、海牙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建设了交易中心。后来由于过分炒卖导致经济泡沫的不断膨胀，一度使得荷兰经济跌落。由此可见一种独特的物产对经济的带动和影响。

此外，其土壤适宜马铃薯的种植，以至世界马铃薯贸易量的一半都源于荷兰。也正是因为这种土壤、海拔等因素的限制，荷兰转向了畜牧业，又滋生了荷兰的奶酪产业。荷兰的奶酪就像法国的红酒一样，有不同的等级和各种味道。在欧洲甚至世界都独占鳌头，无出其右。

除了以上所提，地下资源也相当丰富。天然气储量不仅足以自供，还有余用来出口。加之地下矿产资源，促使荷兰工业发展迅速，在冶金、石油加工、钻石加工等诸多方面都崭露头角，帮助荷兰经济趋于平衡。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拙述可见荷兰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大。当然，荷兰只是代表之一，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离不开自然的帮助和约束。欧洲的发达，中东的闭塞，非洲的落后都是有先天原因的。另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更应该注意对自然的保护，回馈它的赐予。转贴于上文库

第三篇 技术、产业和地方：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1)_其他理学论文

1　引言

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早期，很多人在谈论的是“距离的死亡”[1]，全球数字网络的浮现似乎正在终结地理的限制。电子通信网络作为后福特制生产体系的支撑部分，造就大规模的全球“时空压缩”[2]，从而重新组织了社会关系结构和日常生活节奏。在这种环境中，“数字化生存”似乎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3]。在先进的“电子别墅”里，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手段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其结果将导致人口和生产在空间上的快速扩散[4]。事实上，在预测技术变革对社会和的影响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观点。

但是，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学者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5]。事实上，电子通信网络的浮现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会活动，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对面的交往。这表明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导向力量，而仅仅是一种推动。尽管在跨地域进行电子交易的过程中，距离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决定着那些全球性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电子通信设施的质量状况[6]。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这造就了基础设施分布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反之，知识经济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基础。因此，地理对网络来说仍然重要，它并没有被互联网终结，相反，两者的结合似乎更加紧密了。www.meiword.Com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互联网有其自身的地理学[7]。

2　新的空间，新的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场所(place)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间(space)、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8]。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一种新的空间浮现出来，大多数学者把它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或简称为网络空间)。jiang与ormeling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9]。可见，都是用它来界定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空间和概念。

网络空间仅仅是batty所谓的“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种空间之一，特指计算机空间经由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间[8]。另外三种空间分别是：场所/空间(place/space)，即地理学的初始领域，场所利用传统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间；计算机空间(cspace)，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空间提取成为计算机空间(computerspace)；以及网络场所(cyberplace)，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场所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中，最后一种网络场所是最早包含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的，因为所有组成网络的联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设施结构之中，包括无线网络也是构建在天线和电话转接器的联接之上。

网络空间的浮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地理学诞生[10]。随着这种新空间的产生和繁荣，一系列有关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主要的专著有graham与marvin的《电子通信与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3]，《互联网星系》[7] 和zook的《互联网产业的地理学》[14]，以及各种汇编文集[15-18] 和杂志专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xx,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xx,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xx,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xx,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xx,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xx, 35( 7) 。）。

 graham总结了地理学家在研究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地理学时的三种主导观点[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属性和人类生活空间和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开头所说，这种“技术决定论”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的反对；第二种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观点，认为电子空间和领土空间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并成为正在重构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种是“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观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进展，认为考察技术、时间、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新技术是如何卷入复杂、随机、微妙的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并且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如此，社会和空间生活变得很微妙，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复杂的新时空混合体之中，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性。

3　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造成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错综复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将从技术基础设施、数码空间区隔、内容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四个方面概述互联网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态。

3. 1　技术网络的空间

技术地理学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包括在各个地理区位上的光缆、路由器、转换器和计算中心等，它们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它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互关系[20]；二是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它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位要素[21]。

近几年，许多文献从全球和国家的空间层次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技术资源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则发现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即一些新的“网络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互联网城市体系。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是全球互联网天体的中心[24]，也是互联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wheeler与o' kelly最早采用拓扑学方法美国商业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进而评价了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通达性[20]。townsend从节点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空间拓展的历史进程[25]。moss与townsend也从骨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个方面考察了美国主要城市在互联网中的等级层次[26]。进一步，o' kelly与grubesic又了美国城市的网络通达性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显著变化[27]。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区位在决定互联网通达性的等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发展    　　3. 2　数字空间区隔

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会导致网络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32]。尽管互联网的扩散很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也是如此[34]。warf则认为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上的，因为知识的电子分发方式可能会挑战已有的权力关系[32]。

进一步，在国家内部使用互联网的地理分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市化地区都是首要的，而乡村地区在接受新媒体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时，在主要的城市区域中，那些重要的区位都倾向于大规模采用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许多世界城市的状况是数字精英阶层与大量不联网的信息贫困区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矶的一项初步调查就表明互联网技术在西班牙语和移民社区内的扩散较为缓慢[33]。

互联网曾经被预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缩小空间差异的工具。事实上，网络“拥有者(haves)”与“未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不平等的来源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基本，其复杂的互动进程扩大了信息社会所承诺的状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7]。

3. 3　内容产业的经济地理学

信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品，互联网则是这些信息交流和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地理学非常必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测量互联网内容生产状况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较不同的地理区域。国外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采用域名来研究互联网的扩散，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互联网域名指标也是新经济，比较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层次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生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证据[24]。zook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息网络中的少数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却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互联网域名。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如gorman，moss与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分布状况[14，26，39，40，41]。在欧洲，则有dodge与shiode对英国ip地址密度的空间[42]，以及sternberg与krymalowski对德国互联网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联网产业集群已经在全球范围浮现。根据zook的研究，互联网内容生产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相关产业专业化程度[41]。同时，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地理区位[14，40]。

最近，关于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产业。如leyshon检验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文件格式与互联网发行体系)对音乐产业的地理和组织影响[43]。wilson探讨了互联网赌博网站的区位和营运状况，这些活动的法律和经济地理格局[44]。zook则将互联网成人产业作为案例，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地理特征。这些产业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45]。

3. 4　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

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产生了电子商务，它的繁荣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之外已被广泛关注，而地理学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对这种新的商业形式的空间问题感兴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业领域。事实上，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与地理学都有紧密关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商品，距离和地理就会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资本的经济地理格局中，wrigley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崛起是一支潜在的动摇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问题[48]。murphy也研究了网上百货零售业的配送问题，认为关键点是要解决电子零售商业对消费者的时间和区位的管理问题[49]。另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空间问题是传统商店和无店铺零售之间的关系。根据currah的研究，传统零售业越来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战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实体零售网络之外，同时运营在线的网络商店[50]。这暗示着物理空间还是需要的，但是实体商店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途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塑造了商业活动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发展轨迹。aoyama比较了日本和美国零售商业的发展史，认为一个社会采纳技术的方式往往依赖于历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业特征和结构的强烈影响[51]。美国零售业采用的战略是传统商店开发电子商务销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战略是在传统商店里借助网络销售商品。后者通过邻里街角店接入电子商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接入的不平等，同时也为传统面对面零售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52]。

 　　　　4　重新审视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地理学对互联网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产业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在全面理解网络空间之时，不能忽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有关网络空间和其它虚拟空间的许多地理学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关注。当地理学家在审视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footloose)”的网络空间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总之，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辨证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络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信息时代的地理关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网络本身，而忽视对网络形态、结构和关系形成因素的，这是相当危险的[53]。其结果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理场所简单地理解为全球网络的节点或中心。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内在差异性，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间过程。因此，虚拟空间是由地理空间塑造的。当然，虚拟空间能够挑战地理空间的逻辑。网络空间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5，43]。

总之，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具有历史依赖性和地理差异性，两种力量塑造着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交互态势。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柔性，支撑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没资本投入，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于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偏向于大都市区和技术禀赋国家，最终导致了目前网络空间活动的经济地理格局。如此，网络和地理空间、真实和虚拟场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赖。正如aoyama与sheppard所说，“这更像是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们的颜色、纹理和式样还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学家更深入的研究这一快速变动中的通信技术”[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通达性研究。通达性的传统定义是着眼于地理邻近性之上的，而虚拟世界往往忽视物理空间，虚拟交互的“成本”与地理区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虚拟空间的通达性就需要从信息通达性的角度来考虑，其关键是如何测量互联网中的空间距离。或许我们要用不同类型的距离(如效用距离、隐喻距离和积分距离等)来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影响信息通达性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网络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互联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现象，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数字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否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作用过程，还是如同其它传统的产业集群一样，具有地方根植性。这些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

第三是研究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的交互作用。如前文所述，已经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内容产业与当地其它产业空间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那么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或者说是如何融合的？此外，对于非数字化商品(如非标准化的、容易变质的商品)，电子商务的时空挑战也主要是解决受制于地理空间的物流和配送问题。这是一个研究两种空间交互的很好的应用课题。

最后，对于发展

第四篇 区域商业和经济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_其他理学论文

摘要： 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地理空间数据，可以优化配置资源，降低商业运行成本，并规划、监测、改善区域商业和 经济 环境。而地理信息系统，不仅是关于地理数据的获取、存储、转换、 和表示的原则、 方法 和工具，而且提供了认识空间现象的思维方式和解决空间 问题 的方法，可用于定义、、表现复杂的空间经济现象。本文探讨地理信息、商业环境和区域经济 发展 间的关系，并结合

关键词： 地理信息系统 区域商业环境 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营销战略

信息和信息技术加剧了全球化进程、塑造了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商业规则， 自然 也 影响 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规划和实施。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地理数据的长期积累，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区域性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将越来越重要。据估算，超过 80% 的商业和经济数据具有空间特性或与位置有关；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这些空间性的数据，可以优化配置资源，降低商业运行成本，并规划、监测、改善区域商业和经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应用到 社会 经济数据的管理、、描绘，为解决复杂的区域经济问题提供地图表现、区域营销、空间决策支持、空间规划等服务。Www.meiword.Com本文从 理论 上探讨地理信息、商业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广东的区域发展状况，系统地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技术在商业和区域经济中的应用，旨在改善区域商业环境，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和塑造区域形象，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1 从区域商业和经济的角度看地理信息系统

学术界对于地理信息系统概念的理解是比较多样化的。地理信息系统 (gis) 是一门新技术，在其产生后短短的三、四十年的 历史 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 gis 集数据库、制图、空间功能为一体，并以对空间数据进行的功能为其特色。 gis 的出现为各行各业繁杂的数据管理、多源的成果表达形式和空间数据提供了最为快速、方便、准确的方法和手段。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多学科的边缘综合性学科，其核心技术是 计算 机 科学 ，基本技术是数据库、地图可视化及空间。在应用领域中，它和遥感系统 (r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密切结合，更加发挥出它的巨大作用，使其在调查、、决策、管理和控制等方面显示了它的不可替代的支持功能。

地理信息系统在 研究 、开发和市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① 地理信息系统的组织 结构 ，从单用户的桌面系统和专业化的部门系统，转向融入业务流程的 企业 级系统，以及基于 internet 的公众参与系统；从单一的结构层次和客户机 - 服务器模式二层结构，转向基于 web 技术的三层结构。 ② 地理信息系统的认识论、方和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的以数据、技术和应用为主体的信息系统，强调空间数据模型、空间、空间可视化、智能信息技术等；以信息学、地 理学 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科学，着重研究使用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技术背后的一系列技术和理论问题。 ③ 强调开放型的地理信息系统，即基于 internet 的、可互操作的、可公众参与的地理信息系统，目的是为开发商提供一系列地理信息标准和地理信息技术方案，最终为社会提供廉价的地理信息和相应的应用服务。 ④ 地理信息市场正日益扩大，正逐渐从以部门为主的专业用户市场，转向以私人机构为主的商业用户市场，地理数据正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包括商业和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中。

地理信息系统使用多种空间模型，如点 — 场模型、网格模型、拓扑模型、对象模型等，并配合关系型或对象型数据库管理系统，来表现不同尺度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广泛地应用于空间数据管理、空间规划、空间决策、资源分配、区域营销等方面。很多商业组织，包括医疗部门、零售商、直销商等，越来越对带有位置信息的社会经济数据感兴趣。由于希望减少决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总是倾向于掌握更多的信息，倾向于规划和控制未来的行为；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技术，将会随着相关工具研究和开发的成熟，逐渐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很多方面。从空间经济角度看，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能够改变空间经济体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地理信息技术是 ( 现有的或潜在的 ) 广泛应用于战略决策、方案评估和决策实现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在日常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大规模地使用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似乎并不遥远； 工业 界的微软公司正在研究将数字地图技术嵌入到日常办公 软件 中， open gis 联盟正致力于定义和开发标准化的可互操作的开放式地理信息系统 。

2 从地理学看区域商业环境

改善投资和商业环境，吸引区外和国外的直接投资，不仅被发展中国家，也被发达国家用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战后，在美国、英国和荷兰等西方国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营造良好的企业运行环境，从而吸引外国投资。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资源驱动的成熟期和投资驱动起步期，吸引资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为制定 “ 适当 ” 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要及时地理解、评估、监测本地的商业运行环境和变化趋势，为投资人提供宏观的指导和服务。商业环境的概念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定义什么是商业 ( 投资 ) 环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精确地定义商业的概念也是困难的。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学者对商业环境的认识也有差别。简单地理解，商业环境是商业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背景性的环境和运行性的环境。从国际商业的角度，商业环境指一个公司之外的，影响到公司的全部要素之和。为了便于 “ 管理 ” 商业环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模型，如国内模型、国际模型和工业模型。

空间性是商业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考虑到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到整个商业活动，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商业环境。即使对于同一地理区域，不同的商业组织，由于其业务范围的差异，将形成多个主观性商业环境认知。随着商业目标的变化和商业决策的调整，企业也需要重新调整对于环境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不同尺度的地理区域中，商业环境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差异；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商业环境的研究，例如全球和国际性的宏观区域、国家和区域性的中观区域、城市和本地性的微观区域，强调的重点往往是不一样的，研究目的也不相同。

研究区域商业环境对于

3 地理信息系统与区域营销战略

简单地理解，区域营销 (place-marketing)“ 理论 ” 主要是从城市规划理论和市场营销理论相结合而 发展 来的。一个地方或区域，具有一定数量的 “ 资源 ” ，如基础设施、房地产、公园、大学、博物馆、海滩、居民等。区域营销理论将地方或区域资源当作是 产品 ，将这些区域内的投资者、游客等买家当作是消费者。区域营销的发展策略包含两大要素：区域规划、开发和产品营销。区域规划、开发主要是为了改善本地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区域产品营销，一方面着重 本地的市场状况，以市场构成指导地方的规划和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手段，塑造本地形象，吸引消费者。区域营销在不同的 社会 背景、不同的发展目标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方式和策略。

区域营销作为区域发展策略在北美和西欧的一些城市的实施相对比较成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传统的区域营销理论着重从本地角度 研究 区域的 “ 产品 ” 、 “ 消费者 ” 和 “ 市场 ” ，以此作为振兴区域城市 经济 、塑造区域形象、选择样板项目、销售本地产品和服务的基本依据。以区域营销作为区域规划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往往有不少误区。第一，将营销学的概念引入区域发展策略时，并不容易有效地鉴别区域的消费者，依此制定的目标和战略规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二，区域营销注重本地的发展，往往可能和相邻的区域在竞争方面产生冲突，若多个地区同时竞争相同的资源和客户，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第三，地理的空间要素，虽然在一些区域营销理论的论述中提到，但很少深入地讨论。第四，信息技术，特别是地理信息技术，与区域营销间的关系，也几乎没有理论方面的讨论和实践方面的验证。

地理信息系统正逐渐被营销学接受，成为营销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可以 应用 到以营销学为基础的区域营销战略中，改进传统的区域营销手段。一方面，地理空间是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 krugman 认为 “ 跨越空间的交易存在费用，生产中存在规模经济 ” ；专长于空间信息管理和的地理信息系统，是区域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基于地理位置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数据统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市场 方法 ，也为商业带来了新的营销手段。从地理信息 科学 的角度，重新审视区域营销策略，提供新的区域营销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区域营销理论的不足。

基于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区域营销的 内容 、目标、手段、数据和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扩充和提高。如果存在小尺度空间上的人口统计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本的地理区域数据、适当的消费行为调查数据和研究模型，地理信息系统可用来方便地市场的组成结构和空间形态，从而为本地的设施管理和公共服务 ( 如健康服务、 交通 和通讯设施服务、紧急情况服务、土地利用管理、城市空间规划等 ) 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信息。基于 internet 网络 的多媒体信息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可以打破区域空间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区域形象和组织 “ 促销 ” 。区域营销需要的技术和数据在美国已经基本成熟，低价位的软件工具和空间数据，已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很多官方和私人机构的网站上也已经有相当多的数据供应。在 中国 ， 计算 机化的数据积累比较少，地理信息系统也相对昂贵，区域营销的手段还比较单一；但随着中国内部和国际间区域竞争的加剧，环境与资源 问题 的突出，地理信息系统有很广阔的应用潜力，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4 适应区域营销战略的区域地理信息系统（以广东为例）

广东区域经济发展面临不少问题，如环境和资源的矛盾比较突出，地区经济水平很不平衡，特别是持续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从区域营销战略的思路出发，本节着重从三个层次探讨适应区域营销战略的区域地理信息系统： ① 将已有数据资源空间化，建立基于地理空间的社会经济数据库系统； ② 建立基于 internet 网络的数据交换中心，供应廉价或免费的空间数据； ③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

社会经济数据库系统是区域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传统的社会经济系统，其数据结构主要以关系型的数据库为主，按 专题 和时间序列设计成数据表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传统的印刷年鉴资料数字化，便于学者统计和建立区域经济模型。比较新的趋势是（很多国家的统计部门）直接出版数字化的统计和抽样资料，并引入地理空间概念。在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概念和应用目的，将这些统计数据按照一定的框架、方法、模型进行显示、模拟、聚集、抽象、转换。但是，建立详尽的社会经济数据库系统不仅需要比较多的资源，而且尚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一个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建立标准化的地理编码，将现有的统计数据和地理数据合成。

建立基于 internet 网络的空间数据服务中心的最终目的，是为各种各样的用户供应廉价或免费的空间数据。建设空间数据服务中心，首先要建立或引用一套空间数据质量标准、交换标准和描述标准；然后在区域性的信息基础设施上建立基于 web 站点的空间数据仓储，使用户能够检索到数据储备，并了解数据的主题、空间范围、质量、版权等；如果有需要，用户还可以方便、快速地获得所需的数据。初级的数据仓储，主要是将区域性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几种常见的数据格式，存储于 web 服务器，用户可以通过专门网页进行数据查询和下载。再进一步，建立专门的空间数据仓储和数据交割中心，加上比较完备的元数据和目录索引技术 ( 如 ansi niso 的 z39.50 标准 ) ，构成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用户可以使用普通的数据引擎，使用关键字检索所需的空间数据。美国的大多数州已经建成了这样的数据服务中心。更先进的空间数据服务中心，是建立在 “ 互操作 ” 概念上的空间数据的共享、地理信息工具的共享；它的核心内容是分布式数据管理、协同计算，但这种理想的系统仍处于研究和开发的初级阶段。

区域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开发非常多样化，如 :① 规划用于基础设施、 教育 、研究开发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公共投资； ② 理性地分配 自然 资源和控制土地使用； ③ 服务于商业机会的寻找、筛选和战略决策； ④ 人口、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模拟市场的空间分割； ⑤ 为商业公司和部门提供决策信息等。这样的应用系统在中国 目前 还很少见或仅是原形系统，如服务于 “ 招商引资 ” 的京九铁路沿线投资环境信息系统。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的例子，如 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的 economic developmen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用于支持商业扩张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开发多种多样的地理信息应用是区域营销战略成功的关键之一。

5 初步结论

面向商业和经济发展的地理信息系统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而在实际应用中，会有很多不能确定的问题。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空间数据的缺乏和技术推广的困难。在中国，空间数据库的积累比较少，即使有一些数据存在，数据结构和格式也往往难于交换和共享；数据的积累需要消耗比较多的投资，这与中国的相矛盾。同时，设计和实现可运行的、廉价的面向商业和经济发展的地理信息系统，对于现有的技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前的 gis ，仅只是 “ 界面友好 ” ，不是 “ 应用友好 ” ，只对 gis 专业人员而言具有强大的功能，普通的用户却难于了解和掌握它。面向商业和经济发展的地理信息和地理信息技术，对经济的 影响 是长期性的，对于塑造灵活的、具有竞争能力的商业，在组织生产、营销、决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另一方面，它需要高额资金投入，也要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材，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发展中国家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几乎还没有启动，最多处于建设初期，空间信息仓储仍有待建立，更谈不上廉价的地理信息供应和地理技术服务。这些都会阻碍地理信息和地理技术的传播和推广。

地理信息系统与商业和经济 ( 作为一般性的题目 ) 和地理信息系统与基于区域营销的经济发展 ( 作为一个子题目 ) ，都是复杂的研究课题，本文只是一个初步 总结 ，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地研究。在技术层次上，需要结合 参考 文献  

[1]邹伦,刘瑜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方法 与 应用 [m].: 科学 出版社,20xx. 

[2]陈才.区域 经济 地 理学 [m].:科学出版社,20xx. 

[3]唐根年,徐维祥卢丽华.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区域经济差异特征分区 研究 ,经济师,20xx年第9期 

[4] ,朱文隽.地理信息系统在区域经济 问题 研究中的应用,上海电机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abstract: develop and utilize the geographical space data effectively can distribute resources rationally，reduce the commercial operating cost to plan，monitor，improve the regional commerce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is not merely obtaining about geographical data，memory，principle，method and tool changed，ysed and expressing，and has offered and known the modes of thinking of phenomena of space and solved the space problem method，can be used for defining，ysis，displaying the complicated space economic phenomenon.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 amo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combine the reg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of guangdong of china，the geographical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commerce and regional economy of information system of initial ysis. 

key word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regional commerce environment; reg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regional marketing stratagem  

第五篇 科学、技术的互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_其他理学论文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科学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科技进步是经济发达的不竭动力，经济需要又从根本上促进了科技进步，满足社会需要是科技发展的目的。然而，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需要社会诸要素发展的综合协调，实践显示，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不是自然发生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振兴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即使科学与技术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据统计，20xx年我国被国际三大论文检索系统收录的国际论文数量跃居第5位，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很多方面大大领先于他们。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比他们低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其他国家)。

如今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现在到20xx年，我国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重视引进、消化、吸收上积累自身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最终实现自主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韩国、；一种是满足于技术引进的短平快、拼资源、拼劳力和资本依赖，不重视技术能力的开发，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社会动荡不安，如南美一些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

1　科技与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追溯到李斯特[1] 的研究：“每个国家的现在是建立在以前的发现、发明的改进、完善和应用基础之上的，这些构成了现在社会人类可资利用的智力资产，而每个国家现在的生产率和它能够获得和使用的智力资产以及增加这些智力资产的能力密切相关”；“不存在与物理、机械、化学、数学、工业设计等科学无关的工业；在科学研究中也没有任何发现、发明和过程不会对工业和生产产生任何作用，因此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也很普及。wWW.meiword.cOM”

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英国的崛起依靠的是纺织、炼铁、航运以及水力等工业部门生产技术的革命，美国的发展则是依靠石油、钢铁和电力等主导产业部门生产技术的进步，德国19世纪末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则是第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实现追赶的工业部门[2]。narin等的研究表明，近年美国的公共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最近oecd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在知识社会中，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强化”[3]。

创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重要因素，对于20世纪末的后来者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在新的产业中进行重大创新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而只能沿着发达国家的技术路径进行模仿和学习。dosi[4] 等通过对比研究韩国、与巴西、墨西哥的追赶过程发现，60年代的韩国、还落后于巴西和墨西哥，然而90年代他们成功的追上了发达国家，而后者却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rapini研究发现韩国和的发展中存在以下明显的特征：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之间高度相关，其科学水平和技术能力是同步增强的；同时经济增长和科技产出之间也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他们并不是如逆向的线性模型（注：指一些学者推断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有别于发达国家“基础科学资源配置—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模式，而是呈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基础科学发展”的逆线性模式。） 所说，等到经济发展了才去增加科技的投入，在他们追赶的最初阶段就已经非常重视科技资源的分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bell和pavitt[5] 的研究指出，考虑到技术创造和变革中的知识需求，现代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之间的差距无法自动逾越，因此单纯依靠外来的技术建立大规模的工厂并不能提高技术引进国的技术能力，积极的学习对于克服后发劣势非常重要，起步阶段模仿的作用非常大。cimoli和dosi[6] 指出，把技术引进和学习结合起来后，从模仿到创新只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模仿的效果和内在的技术能力有关，起步阶段和追赶过程中都需要一个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2　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技术而无科学，中国古代的发明大多为技术而非科学，真正的科学观念没有深入人心，而我们常说的科技一词很容易使人们忽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严格来讲，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研究主体。按照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一般来说大学和研究机构负责科学研究，而企业专注于技术开发。区分科学与技术对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因为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较好，在成为科学强国的同时也成为技术开发的强国和经济强国，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却不成立。由于起步阶段科学技术非常落后，急欲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对技术相当的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则更多的是和关系国家经济军事安全的学科联系在一起，对和产业技术开发密切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不足。

pavitt[7] 在研究“为何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时指出，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技术进步的直接来源，而且它是对科技人员的一种很好的科学训练，可以提高其科研技能，同时科学成果也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应用。rosenberg[8] 在讨论企业缘何从事基础研究时指出，基础研究是进入信息网络的“入场券”，正如cohen和levinthal[9] 讨论研发的两面性(创新和学习)时所说的这是一种开发吸收能力的有效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科学研究的主要作用在于创新过程中的学习，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r&d过程中学习和创新的程度会有所变化。

除了增强技术吸收能力以外，科学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扮演了另外几个重要角色：

(1)科学研究相当于一个“探测仪”，的科学研究可以探测国外科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可资利用的科技资源，可以检测到对本国经济发展可能有用的新技术。因此，即使在暂时无法介入的行业中保持一定科学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2)国家的科研能力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证，它为进入和发展关键产业提供必要的知识。perez和soete[10] 指出，公共的科学研究降低了新兴行业的进入门槛，是抓住机会窗口进行追赶的必要条件。(3)科学知识和增长之间还存在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关系，如科学进展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况。(4)现在的技术创新主要产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引进和模仿必须考虑技术在新的环境中(国家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人口结构等)的适应性而进行改进，在一个技术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的时代，这个技术改进过程包含了更多的科学内涵。

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rosenberg认为科学是外生的，技术领先于科学；klevorick等则指出，基础科学研究为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技术机会”。因此，企业非常重视追踪大学和科学机构的研究进展。当然对于不同的工业部门来说，基础研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事实上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技术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技术范式的变革由科学推动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技术的发展对于促进科学研究的作用也日益显著。nelson和rosenberg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科学研究既是技术发展的“先导”，同时又是技术发展的“追随者”。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发展趋势，使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互为前提，互相推动，促进了科学技术连续体的形成。

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停滞和低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科学和技术之间不能协调发展。bernardes和albuquerque[11] 对120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水平越发达，科学向技术转化的转化效率越高。

3　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表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而众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很好的验证了这个结论。然而在我国到底科学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更大的挖掘这种潜力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从前人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性函数关系，而且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我们希望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连续的样本数据进行，发现隐含在数据背后的统计关系。

3. 1　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选择了中国除香港、、澳门、重庆(在所选时间段内，行政划分有所变动，造成各项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故没有入选)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1992-20xx年间发表的人均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以后简称人均论文，用pp表示)、人均国内授权专利数量(以后简称人均专利，用pt表示)以及人均gdp(用gdp表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注：由于笔者数据搜集的条件所限，这里的数据为1992-1994，1997和1999，2000-20xx三个时间段共8个年份的数据。数据来源为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际科技论文(ei，sci，istp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用来衡量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论文是一个最为常用的表征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指标，然而由于国内发表的科技论文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我们选择国外三大检索收录的科技论文数作为衡量指标，它代表了该地区高水平的科学产出，是众多衡量指标中较为满意的一个。某一地区的技术水平用人均专利产出来衡量，这也是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的一个最常用指标[12]。人均gdp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最为方便的指标，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用工业品出厂指数(1985=100)对人均gdp数据进行了平减。当然，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三个指标无法反映出三者关系的全貌，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探索，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3. 2　基于panel data的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是基于“省份-时间”的数据组合，建立固定效应影响的模型进行估计。30个省的资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问题的全貌，然而不同省之间由于经济、科技实力又存在着区域差异，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这种差异。此模型与单独的截面数据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相比，不但可以描述某一时期样本数据的规律，还可以观察随着时间产生的变化，更好的捕捉科学和技术交互作用的影响。基于以上数据，我们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lsdv)建立了下面这个一般的线性panel data模型：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μ[，it]

　　　　　　　　　　　　i=1，2…30，t=1，2…8

其中gdp[，it]，pp[，it]和pt[，it]是第i个省在1992-20xx年间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国际科技论文和人均国内授权专利观测值向量；μ[，it]是随机干扰项8×1向量；e是8×1单位向量，α[，i]是待估计参数，它反映了不同省份之间的个体影响。在应用eviews3.0软件的中，我们采用了white一致性标准差和协方差以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无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16352      0.006262      2.611031    0.0095

   pt            0.134681      0.019732      6.825603    0.0000

 pp×pt fixed

 effect(略)

 r-squared       0.888487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71867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8777     sum squared    0.718575

                         resid

 f-statistic     1657.250      durbin-       1.64296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等于0.8885，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1.6429，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关，从整体上讲该模型的效果不错。

从回归结果来，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很大的差异。人均科学论文每增加1个百分点，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016个百分点；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获得成功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还很薄弱，由基础科学研究开始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产业化的源头重大创新能力在大部分领域中还不具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紧密联系的主体，但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能力二者是不同的主体完成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到技术能力的建立不是自动发生的。国外的经验表明科学和技术水平相互促进和提高，科学和技术的良好互动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反之，很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科技实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常见。因此我们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考虑了科学和技术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修正后的模型为：

gdp[，it]=eα[，i]+β[，1]pp[，it]+β[，2]pt[，it]+β[，3]pp[，it]×pt[，it]+μ[，it]

　　　　　　　　　　　　　　　　　　 i=1，2…30 t=1，2…8

其中pp[，it]×pt[，it]反映了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他各项含义同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有交叉项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pp            0.069491       0.011837         5.870763    0.0000

   pt            0.135956       0.017232         7.889929    0.0000

pp×pt        -0.012114       0.002327        -5.205433    0.0000

fixed effect

(略)

 r-squared       0.912233         mean           0.234298

 adjusted                     dependent var

 r-squared       0.898665         s. d.          0.164200

s. e. of                     dependent var

 regression      0.052270      sum squared       0.565559

                           resid

 f-statistic     1075.756        durbin-         2.092203

                        watson stat

   prob          0.000000

(f-statistic)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修正后的模型调整后的r[2]为0.8986，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模型1；dw值为2.0922，根据判定法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各方面来看，模型2都更好地反映了数据间的关系。

对比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模型2中考虑了交叉项的影响之后，回归的结果和模型1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增强，人均授权专利的系数从0.1347上升到0.1359，即人均拥有的授权专利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上升0.1359个百分点。人均科技论文的系数变化很大，从0.0164变为0.0695，新增交叉项的系数为-0.012，这说明在模型1中由于没有考虑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影响，明显的低估了基础科学研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够健全，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反而影响了经济水平的进步。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经典的理论不符，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亦不一致。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以高校和的研究机构为主体，财政拨款始终是基础科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科学资源分配制度也不尽完善，造成长期以来基础科学研究与产业技术发展脱节，与经济发展脱节。因此，基础科学研究的提高消耗了社会的科技资源，却没有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相应的贡献。改进这一状况，从短期来讲就要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基础科学和产业技术的相互作用关系；从长期来看，则要继续推进科技管理体制的完善。

此外从实践上来看，我国企业的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大多数企业是依靠引进-模仿的方式建立最初的技术能力。虽然经过了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大多数企业仍不具备自主研究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总体基础较弱，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发展路子。我国近几年的成功实践也是由于成功地实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引进——改进——创新”的二次创新过程，更注重硬件设备和生产线的引进，长期不能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而只能完成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组装、制造等环节。中国的企业虽然已经进入产业链条，但是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但是那些成功实现追赶和跨越的国家经验之一就是，他们更注重引进专利、技术许可证等软技术，较少引进生产线等硬件设施；注重引进国外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后期、尚未商业化的技术，这样能使他们快速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走上自主创新之路。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是无法满足我国自身发展对科技的需求的。实践一再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基础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基础科学研究有待于和产业技术发展进而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技术进步需要和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完成从二次创新到一次创新地转变，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具体30省市的数据可知多数省市的科学研究、技术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三者的和谐发展将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从理论的角度看，较为理想的情形是基础科学和技术进步紧密的结合起来，二者对经济发展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面对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变：

(1)在保证科技财政投入总量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科技管理决策机制，完善科技资源分配制度，改革科技成果评价制度。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进展较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和转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决定了科学研究机构不能像企业那样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因此探索构建适合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政策及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成为一个关系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2)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以中介机构为纽带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学成果向产业技术的转化。探索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向产业技术有效转化的模式和途径，在提高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使用效果的同时，帮助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建立核心技术能力。在经济和科技较发达的省市，可以借鉴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建立非营利性的产业技术应用研究机构。充分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并以此建立开放性的平台来联系大学、企业和国外的先进科技成果，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和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

(3)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实现二次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变，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企业是创新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也是我们最为薄弱的环节，我国很多企业都以起步晚，资金、技术实力薄弱为由满足于不断引进国外技术。在很多制造业产业部门，尤其是传统产业部门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谁得到了最先进的设备，谁就可以获得低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然而，我们赖以竞争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不断侵蚀，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因此激活企业的创新机能，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者，才能使我国从世界制造车间变为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世界制造中心。

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处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必须持之不懈地进行科技投入，促进科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科学、技术之间及其二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科技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支撑能力，促进国家科技实力和经济水平的同步提高。

本文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在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结论，然而在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指标选择的适用性。虽然所选的三个指标在国外同类研究中广为接受，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以此来衡量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可能有所偏颇。其次，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是三个非常宏观的概念，仅以一个指标来代表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一个更为科学的做法是对于每一个方面构建一个合适的指标体系，设计一套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再对处理的结果进行。第三，对于研究结果显示的科学、技术之间协调欠佳的问题，我们无法从研究本身得出可行的建议，需要对三者的协调机制、或者说国家创新系统建设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如何全面合理地衡量三者的关系，如何促进三者的协调发展，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第六篇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_其他理学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田(fujita)[1]、克鲁格曼(krugman)[2]、维纳布斯(venables)[3] 和蒲格(puga)[4] 等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5] 为基础，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亦称金钱外部性)等理念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地理学”革命[6]。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最新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对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过程，国内已有学者陆续进行过系统介绍[7～14]。也有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的案例展开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5～19]。但是，由于涉及非线性演化和复杂的数学演算，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相比，新经济地理学展示出较多的理论难点；此外，经济学与地理学界的门户之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关学术讨论和沟通的不便甚至误解。一些观点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某些理论缺陷从各个不同视角展开了批判[20～22]，还有一些观点则强调在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存在根本对立[23，24]。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WWw.meiword.COM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xx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xx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9　结论

上述表明，新经济地理学革命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延续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最新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的桥梁。通过向经济地理学引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借助分工/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运输成本及其变化对这一对矛盾的非线性作用，新经济地理学可以在继承经济地理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层次地解释外部经济的微观基础和驱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对报酬递增条件下“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的深度演绎构成对斯密—扬格定理的完整注解。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及其变化的结合使得新经济地理学能够科学地揭示倒u形的产业集聚/扩散和长期增长规律。新经济地理学不仅建立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的直接联系，而且将贸易和增长相辅相生的机制以及变化的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专业化和分工的非线性影响都完全动态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经济地理学不仅构成对贸易和增长理论的重要补充，而且构成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补充，是对传统经济地理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完善。虽然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各自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各自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交叉重叠，研究结果即使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相辅相成、相互印证之处亦会不少。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其实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更没有必要将这两种理论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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